星期二, 28 5 月, 2024

雁行理论(Flying Geese Paradigm)

一、“雁行模式”理论形成发展,为战后日本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理论依据

“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Paradigm)理论是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Kaname Akamatsu)在1932年提出来的。主要用来说明日本的工业成长模式。赤松要先生认为,日本的产业通常经历了进口→当地生产+开拓出口→出口增长四个阶段并呈周期循环。某一产业随着进口的不断增加,国内生产和出口的形成,其图形就如三只大雁展翅翱翔。人们常以此表述后进国家工业化、重工业化和高加工度发展过程,并称之为“雁行产业发展形态”。在一国范围内,  “雁行产业发展形态”先是在低附加值的消费品产业中出现,然后才在生产资料产业中出现,继而在整个制造业的结构调整中都会出现雁形变化格局

日本学者山泽逸平先生将赤松要先生的“雁行产业发展形态”理论进行了扩展,提出了引进→进口替代→出口成长→成熟→逆进口五个阶段。从而更加详尽地展示出后进国家如何通过进口先进国家产品和引进技术,建立自己的工厂进行生产以满足国内需求,不仅可供出口,而且后来居上取代“领头雁”地位并最终实现经济起飞。

在引进阶段,随着国外商品进入国内市场,该商品的国内需求也随之增加,同时,开始进行技术引进和模仿并实施国产化试验。由于进口商品在质量和成本上占绝对优势,因而该商品的国内市场被进口商品所垄断。在进口替代阶段,随着国内需求的不断增加,该类商品利用引进技术及设备生产的国产货以更快的速度扩大。并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成本的降低而实现国内替代生产,于是进口商品逐步被国产商品所代替。以后随着商品的国内需求增长速度的趋缓,使国产商品生产的继续扩大必须由出口的增加来维持,进入了出口成长阶段。在成熟阶段中,国内需求下降,出口由减速增长逐渐转化为负增长,这又导致国内生产出现同样结果,出口的减速增长和负增长,是其他更后进国家“追赶”战略的结果。随着这一过程的进一步发展,更后进国家的廉价进口商品将逐渐占领国内市场,从而导致国产商品生产的加速缩小,这就形成了最后的逆进口阶段。20世纪50至60年代,日本工业化初期,主要出口丝绸、棉纱、棉布等消费品,换取工业发达国家(主要是欧、美)的纺织机械等生产资料,以此装备本国的纺织工业。然后,日本通过对进口纺织机械进行替代性生产,带动日本机械工业发展;机械工业的发展又依次带动钢铁、机电等产业发展。日本通过对外贸易获取的外汇进口先进技术并予以消化、吸收和推广,逐渐建立起自主技术基础和研发体系,各产业顺次起飞而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快速腾飞。NIEs、ASEAN在20世纪70至80年代,采用同样发展模式,也相继实现了起飞。  “雁行模式”这一源自日本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至此已被人们用来描述这一时期东亚经济依次腾飞的壮观景象。

20世纪70年代,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Kiyoshi Kojima)深入分析了战后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同特点,提出了适合日本国情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比较优势论”,从而将“雁行模式”理论进一步推向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小岛清教授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陷入比较劣势的产业→可称为边际产业→(这也是对方国家具有显在或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依次进行。因此,小岛清的这一理论又可称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在小岛清看来,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分为顺贸易导向型和逆贸易导向型两种。顺贸易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是指投资国把相对比较劣势的产业转移到被投资国来说是相对比较优势的相应产业,这可以使被投资国因缺少资本、技术、经营管理技能等而没有显现出来的潜在比较优势显现出来,从而带来贸易的扩大和经济福利的增强。与此相反,逆贸易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是指投资国把比较优势的产业投向在投资国看来是比较劣势产业,从而将导致贸易的缩小和经济福利的损失。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由于符合比较成本与比较利润率相对应的原则,直接投资的结果是扩大了双方比较成本的差距,为进行具有更大贸易利益的贸易创造条件。因此,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是互补的,直接投资扩大了对外贸易,而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违反了比较成本与比较利润率相对应原则,直接投资的结果是使双方的比较成本差异缩小,不利于贸易的扩大,与贸易是替代关系。

在20世纪70至80年代,日本对亚洲的直接投资一直沿着日本→NIEs→ASEAN及中国沿海地区垂直梯度展开。将日本已失去了比较优势的产业通过投资和技术转移的渠道,首先向NIEs,其次向ASEAN和其他亚洲各国转移。在这种产业转移结构中,日本被看作是“领头雁”或称“雁首”,处于科学技术与经济的核心地位,通过资金技术的供应、市场吸收和传统产业的转移,带动该地区的经济增长;NIEs是“雁翼”,是雁阵中的承接者,它们积极利用日本的资金、技术、市场来发展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又将失去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处于“雁尾”的ASEAN(包括中国沿海地区)。这样,处于“雁翼”的NIEs和处于“雁尾”的ASEAN对雁首日本具有极强的依附性。日本经济的好坏决定了雁翼与雁尾的经济发展。

二、战后日本产业结构成功实现优化升级,揭示出“雁行模式”理论的本质特征

战后,伴随着日本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使得“雁行模式”理论的本质特征得以充分展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在动态比较优势原则基础上,运用“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有机结合,实现后进国对先进国的“追赶型”发展。静态比较优势原则,注重于短期经济利益,强调尽快增加财富和价值量,偏重于“出口导向”。而动态比较优势原则则注重于长远利益,强调生产力的成长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的提升和高级化,偏重于“进口替代”,并通过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和互补,首先获取最大利益的出口创汇产业和产品,为潜在优势产业(即幼稚产业)提供发展需要的外汇和资金,然后进口先进技术和设备,使其优势迅速从潜在变为现实,当幼稚产业转为成熟产业后,既能获取更大的比较利益,而且必将支撑原静态优势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形成更高层次上的静态优势。

战后初期,日本经济正处于恢复发展时期,日本各产业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相对而言纺织业的差距较小,属于相对比较优势。于是,日本将纺织工业作为恢复的重点产业加以扶持。到1946年,纺织工业已发展成为整个制造业的中心,其比重占制造业生产的23.9%。1950年纤维及其产品等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占全部出口的48.2%。轻纺产品的大量出口为重化工业引进技术和更新设备以及购买原材料提供了大量的外汇。从1955年开始,日本逐步进入了现代经济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高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日本开始将机械、石油化学、钢铁及有色金属、合成纤维、汽车和电子等产业作为重点发展或优先发展的主导产业部门,利用恢复时期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获得的外汇和资金,大规模弓I进欧美发达国家的先进生产技术,实施赶超发展。 1960至1965年,日本引进技术5000多件,其中化学、钢铁、机械行业引进技术占75%以上。1950-1973年间,日本钢铁工业共引进甲种技术136项,其中1951年引进带钢轧机操作技术,1954年引进连续铸造技术和1956年引进纯氧顶吹转炉炼钢技术等,对日本钢铁工业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73年以后,日本钢铁工业技术已基本成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进入了技术输出阶段,韩国钢铁生产能力在1973年以后迅速提高,主要就是日本技术转移的结果。中国的宝钢也是中日合作的成果之一。

(二)在动态比较优势原则基础上,运用国际直接投资(FDI)方式,实现先进国家(投资国)与后进国(被投资国)之间的动态产业转移。

动态产业转移,一方面表现在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先进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陷入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随着投资的扩大,先进国的产业结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这种边际产业对于后进国来说是具有潜在优势的幼稚产业,引进以后能促进其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只有这种投资国与被投资国在产业转移上的相互衔接与互补,才能确保在两国之间形成最佳的资源配置,并带来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日本第一次大规模的制造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日本产业结构向重化工业转变,纺织业日渐衰落并开始向国外转移,以便确立资本密集型的钢铁、化工、汽车、机械等产业的主导地位。这一时期,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对象的对外直接投资基本上流向具有更低成本优势和地理位置优势的NIEs,而NIEs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经过50年代的进口替代发展,已具备一定的基础,开始转向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NIEs具有低廉且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缺乏的是资本和技术。日本对其直接投资正好带来了资本和相应的技术。因此,NIEs成为日本产业转移的理想场所。70年代中期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加速了日本将部分耗能多、原料需求量大的钢铁、造船和石油化学的生产也转移出去,其目的是确立技术密集型的电动机械、汽车、半导体等产业的主导地位。这一过程正好又与当时NIEs发展重化工业的战略相吻合,从而促进了NIEs重化学工业的发展。NIEs一方面积极承接日本的转移产业,并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ASEAN,以此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此同时,日本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也转移到ASEAN,由此,形成了产业的梯次转移结构。80年代中期,为了缓解对外贸易摩擦和日元升值的压力,日本的汽车及零部件、电气及电子行业再次扩大对NIEs的直接投资,从而较快地提高了NIEs汽车和电子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保持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FDI)良性互动,实现不同层次产业循环正常运转。

“雁行模式”从本质上讲是通过国际贸易(包括商品和服务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包括技术转移)两个主要链条的有机结合实现垂直型国际分工。要使雁阵不同层次产业循环得以正常运转,其前提条件是:1)“领头雁”必须始终保持高速而不能失去牵引动力。也就是说投资国的生产函数始终要先进于被投资国的生产函数,否则对外投资和贸易就会出现替代关系而形成逆贸易导向。2)整个雁阵首、翼、尾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既相互连结,又相互依赖。雁阵中处于各个层次的发展速度相对要保持均速,即头雁的速度不能太慢,雁翼和雁尾也不能太快。否则,对“领头雁”的赶超过度,静态平衡就会被打破,而新的动态平衡尚未建立,极易导致整个产业循环的中断乃至整个雁阵的解体。实现上述前提的关键是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必须保持良性互动,雁阵中所有成员的出口品必须有充足的市场需求,利用外资→产业结构→国际收支三者必须协调发展。

从70年代起到90年代初,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NIEs、ASEAN和中国沿海地区)在经济起飞的实践中,通过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使产业结构迅速升级,美国吸纳了东亚国家和地区输出的大量商品,从需求上带动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工业发展。日本则从供给方面支持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成为其所需生产资料和资本密集型中间材料的最大供给者。美国→日本→东亚三者之间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制约,相互影响。日本以出口中间产品和资本产品的方式,不断向东亚国家和地区提供新的垂直分工型产业能力;东亚各国与地区主要向美国出口最终产品以获取贸易盈余,以此弥补对日本的贸易赤字;日本则以购买美国国债等投资方式,把从对美国最终产品出口和对东亚中间产品出口中获取的巨额贸易黑字又还流给美国,并不断扩大对东亚国家和地区海外直接投资(FDI)和官方发展援助(DDA)。假如日本不进行黑字还流,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就无法弥补,假如美国不向东亚各国和地区提供商品出口市场,东亚各国和地区也就无法得到引进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所需的资金和外汇。三者之间的货物和资金的正常循环就会受阻甚至在脆弱处断裂。这既是“雁行模式”能够正常运转的基础,也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之一。

三、20世纪末至今日本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长期乏力,最终导致“雁行模式”走向衰落

20世纪末至今,日本经济受泡沫经济崩溃和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陷入了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2001年5月18日,日本发表其2001年版题为《面对21世纪对外经济政策挑战》的贸易白皮书,第一次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形态发展”时代业已结束,日本充当亚洲经济发展“领头雁”的“雁行模式”已经崩溃,并预言亚洲从此将进入真正的大竞争时代。是什么原因导致“雁行模式”的衰落甚至走向终结呢?我们认为,主要来自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双重制约,特别是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长期乏力,是导致“雁行模式”衰落及走向终结的关键所在。

(一)没有及时从“追赶型”发展战略向“创新型”发展战略转变,造成日本新的主导产业缺位,“雁首”牵引力下降。

日本战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在追赶中进行的,追赶过程的产业结构调整,主要表现在通过加工贸易和提高原有产业的附加值率来强化资本积累,再用积累起来的资本引进新技术、发展新产业。新技术的引进和新产业的建立反过来又以更高效率的设备改造原有产业,或为原有产业提供更廉价的原材料,从而使原有产业在新的技术基础上继续存在或发展。90年代以来,日本的优势产业受到前后两面夹击,一方面在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业领域,日本竞争不过美国,甚至在某些方面受到NIEs的威胁。另一方面,在纺织品、服装、家用电器等大众消费品的生产方面,日本竞争不过NIEs,甚至竞争不过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尽管日本产业的竞争力本身并没有倒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强,但是与美国和 NIEs相比,日本的竞争力相对减弱了。必须强调,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日本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的演变过程,这种演变集中表现在主导产业的更迭上。战后初期是矿业,50年代是纺织和造船业,60年代是钢铁,造船和家电等,70年代是汽车和电器机械,80年代是汽车、办公设备和电子计算机等,进入90年代以后,曾在日本经济中发挥作用的主导产业不仅都已成熟,而且在NIEs的追赶下已难以继续保持原有的竞争优势,要想保持其在经济技术方面的优势和领先地位,必须培养新的主导产业使其产业结构再上一个新的台阶,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日本新一代主导产业没有形成而长期缺位,这样的结果无法使处于“领头雁”地位的日本具有牵引力。

(二)“领头雁”日本产业创新能力严重不足,边际产业由“雁首”向“雁翼”和“雁尾”梯度转移受阻甚至断裂。

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既要求实施调整升级的国家向更先进的国家进行赶超,又要求向后进国家进行产业转移,这是“雁首”与“雁翼”、“雁尾”相互保持相对平衡的关键。要实现这一平衡,就要求日本必须加强产业创新。日本战后历次产业结构调整,基本上采取“吸收—消化—模仿”战略,正是由于日本擅长于技术引进和吸收,从而赢得了赶超时间,迅速缩短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实现了产业结构从低级向高级的转变。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继续采用将本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嫁接在别国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之上的“吸收—模仿”战略已经行不通了。目前,日美之间仍然存在不小的技术差距已是不争的事实。由于冷战的结束,日本正成为美国经济技术方面最大的竞争对手,已经不可能靠“吸收—模仿”来消除与美国的技术差距。必须进行产业创新,其前提条件是基础研究领域的创新和发展以及对科技开发体制的改革。风险投资体制的完善,是创新企业生存率和存活率的决定因素,加大对基础研究开发的资金投入,特别是政府对高风险基础研究的投入,强化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投资,是实现产业创新的重要环节,这正是目前日本所缺乏的。

(三)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影响甚至打破了原来“雁行模式”的静态均衡。

经过近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利用相对丰裕的资源优势和极其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巨大的市场潜力,顺应国际产业梯度转移规律,积极引进外资和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中国经济以平均8%的发展速度高速增长,200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达6208亿美元,世界排名由1989年的第15位跃居第5位,成为世界贸易大国。截止2002年底,中国外汇贮备已达2864亿美元。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投资的重点地区,世界500强中有80%的公司已进驻中国,2002年,中国利用外资突破500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吸引外资“第一大国”。预计今后2至3年中,中国吸引外资仍可能保持在5%至10%左右的增幅。在大力引进外资的同时,中国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并取得了初步成效。截止2002年,中国在境外投资设立非金融经营机构6758家,协议投资总额132亿美元,中方投资近100亿美元。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特别是20世纪9n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和持续增长,改变了原来“雁行模式”的静态平衡,从整体上看,成为亚洲第二经济体的中国已不再处于雁阵的“阵尾”,以产业技术上的跨跃式赶超和经济规模的“巨国效应”,正日益发挥更多的牵引作用,将逐步成为东亚区域经济发展的又一大“引擎”。必须看到,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积累了相当的物质基础,中国具有潜在的广阔市场,蕴藏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的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改革的突破和深化,将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加强大的动力,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经济在今后将能够保持较高的增长,而这正是日本所缺乏的。尽管日本经济作为“雁首”的牵引作用日趋减弱,但仍然是东亚区域最有实力的经济体,中国经济在规模和质量上短期内还远远不如日本,今后的东亚经济很可能进入“双雁领飞”的“后雁行模式”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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