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 26 5 月, 2024

南明,帝国的制度死局

南明,帝国的制度死局

南明,帝国的制度死局

上周去南京时,特地去了一下秦淮河,月色格外迷人,灯光照例俗艳。没有柳如是的秦淮河,鸭子卖得再好也是无趣。前些日子读了美国汉学家司徒琳的《南明史》,叙事细腻,文风简练,南明史之杰作,唯一不满意的是提都没提柳如是。

不过在帝国也如齑粉的大历史中,小儿女确实只是风中草芥。

今天只想延续一下司徒老先生的话题:为何南宋能有150多年国祚,而南明只有短短的18年?明帝国崩塌和清帝国崛起是同步的,其间并没有南明的存在。南明一词最早出现也要在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之后了,那段崇祯之后几个小朝廷18年的经历,感觉是由《桃花扇》给予的情感种子,成长出了近代概念的民族觉醒。

南明或许是多么微不足道,感觉若没有秦淮八艳的故事,都不会有南明这个概念。

这江南乱世儿女,是帝国余音的唯一亮色。

南明,帝国的制度死局

所谓南明,是由4个没有承续关系的被旧臣、义士、流寇或军阀拥立的藩王建立的小朝廷。

1、1644年5月,崇祯皇帝投缳驾崩消息传到南京,福王即监国位,6月即帝位,为弘光朝。次年6月多铎破南京城,福王被掳。弘光旧臣在杭州拥立潞王监国,7月杭州不战而降。2、7月台州鲁王被忠明义士请求出山,顺应剃发易服令后浙东的激烈反抗,在绍兴就监国位。而同时,8月唐王于福州即位,建元隆武。双方都不知道对方存在。3、1646年7月,清军破绍兴城,鲁王溃败。10月,隆武帝亲征赣州被杀。

4、12月永明王在肇庆即帝位,为永历帝。次年1月听到广州城破后放弃肇庆。永历朝廷的特点是一旦模糊感到潜在危险就仓皇逃跑,也建立不了抗清民众对其的信心,唯一的价值就是被而后的各路军阀作为名号辗转利用。

永历帝虽在1648年复振重回肇庆,但十六个月后又陷入颠沛流离的十年,1662年,吴三桂从缅甸虏获永历帝,在云南勒死。

自此,象征意义的明朝概念也都终结了。实际上,真正有建制的南明朝廷,不过就是苟延残喘的数年。

南明,帝国的制度死局

明与清之间的争斗,与其说是直接交锋,不如说是一场对第三方的争夺赛,即这些地方清军到来之前,已经陷入无政府状态。帝国领土在崇祯、李自成、张献忠之后,完全处于一种失控状态,被流寇、军头占据。这场控制权的争夺战,照理南明应处于先手,司徒先生文中扼腕,这四个小朝廷在当时都有机会。但是,不出意外,每一次都毁于明朝廷一以贯之的恶劣政治生态。

我们现在的内卷一词多有调侃自嘲,但南明朝廷的内卷让志士心寒。

表面上看,明朝廷失的是领土,但实际失的是人心。

弘光朝在最初的一个月内,在史可法等的主持下,迅速将一个备胎了数百年的闲散陪都南京,建成像样子的朝廷行政中枢,包括六部、禁军、漕运、御史、基建。

鉴于当时的混乱,这一切都表现的十分有成绩,一时让人对基本制度充满了自豪感。

然而,南京朝廷复刻了北京朝廷的行政系统的同时,也复刻了北京的党争传统。

孔尚任《桃花扇》的主线就是复社士子和阉党余孽阮大铖的斗争故事,这是一个典型的忠奸不两立的中国式叙事结构,也是还原了当时历史现实。

当年看《桃花扇》的时候,会有个疑惑,难道这些奸臣们不知道大敌当前,迫害忠臣良将的后果吗?

现在知道,这是个系统问题,不是一两个人的觉悟能改变的。

南明集中暴露了明王朝的制度死局。

那时,当南京朝廷体系建立起来后,弘光朝廷却开始迷茫了。

下一步该怎么办?谁是敌人,李自成还是多尔衮?守还是攻?往哪个方向?

这些迫切要解决的外部问题没人去做,朝廷又开始了斗争叙事。

皇上依赖的马士英阮大铖集团被归入“逆党”,而以清流自居大多为复社士人,双方的朋党之争,让一切朝廷事务都染上党派色彩。双方都为天启崇祯两朝的宿怨进行复仇。

在朝廷秩序要崩解的情形下,还要重颁《三朝要典》这部魏忠贤反东林白皮书。

弘光朝廷各种政治迫害愈演愈烈,甚至不顾多数官员反对恢复东厂。

这情形,不输才怪。

而到永历帝时也没多少长进,当时在还都肇庆的16个月中,当文官行政体制一旦建立,就形成了吴党和楚党,楚党由“清流”人物领导,吴党由外戚和内廷构成,皇上显然更依赖后者。这种结构太能勾起天启年的记忆了。在这种危亡之际,楚党的全部精力依然是指控吴党的马吉翔及其党羽的贪赃、任用私人、行为不端等等,而不是军政财务。同样,当永历帝再次逃出肇庆时,吴党又对楚党进行了疯狂报复。

可以这么说,整个南明18年,官员干点有建设性事情的就是最初的一个月,之后就是选边站队、喊口号、搞迫害,这不能不说是有明一朝的政治传统。

如弘光朝当时比较迫切的事情是如何对待北方沦陷区来人,原本是一个急需人才的危亡时刻,但却成为打击报复的出口,很多人遭到无情迫害,株连其家人。

朝廷上下政治正确为导向,凡事先套大帽子。在流寇首领孙可望表达归顺永历帝朝廷时,只要一纸诏书即可招安,但就是通过言之铮铮的大义凛然将他推到对立面。这和当时李自成在居庸关城下,发出和谈方案,崇祯朝廷的表现一模一样。

即使到了最后的岁月,李定国军队被击溃,永历帝数百人逃亡缅甸,外朝官员主要议题还是马吉翔控制朝廷擅作威福。直到缅王将除永历帝外所有十五岁以上男子悉数杀死,可怜的皇上才终于安静了。

南明,帝国的制度死局

明朝,既是一个精神象征,又是一套政治体制。放在整个南明时期,前者是复国的力量来源,后者完全是一种拖累。朋党政治是明王朝文官制度的毒瘤,只要一旦引入文官制度,毒瘤就如影随形。云南的孙可望引入了明朝的文官制度,立马搞到兄弟反目,大好形势功亏一篑。而东南的郑成功接受延平王封号后,则抛弃了明朝文官制度,建立了一个彻头彻尾为军事服务的严密的组织,反而成功割据一方。所以南明的亮色不在朝而在野,在江南、在嘉定、在秦淮河。

文化号召力在体制外,一旦进入体制,忠义之士迅速被险恶的朝廷生态搞得信心全无,忠诚度迅速归零,越是进入体制核心,就越有跳槽的意愿。

在明末,大部分地区的控制都落入流寇之手,南明和后金展开的是一场归化争夺战。虽然明朝有情感和文化号召力,但最终还是败于八旗制度的吸引力。

不得不说,这是一次制度的失败。

探春说:像我们这样的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

司徒琳《南明史》在书中未进一步解释,为何有明一朝,会形成如此的恶劣的政治生态?

今天老罗还是延续一贯风格,用奥卡姆剃刀,尝试把这段历史分析归因到技术问题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们对这段经历有切肤之痛,他们终其一生都在思考这问题。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归因地方政治没搞好,一个太平社会,应该朝中大官少地方小官多。而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关注到明废除宰相一事,皇上亲揽大权做政府首脑并不合适。

相比顾亭林,黄梨洲更接近本源,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流民暴乱能迅速席卷全国,表面看来是地方治理缺位,但问题还是出在朝廷内部。

或许,黄宗羲所说的废除宰相问题,正是明帝国制度的死局。

源于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六部直接汇报,看似天下定于一尊,实则埋下祸根。

后世很多人评价说这种制度对皇帝的要求就高,精力旺盛的皇帝就有能力处理繁重的政务,到皇上能力精力差的时候,就有问题的。

但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当明朝皇帝精力不济时,反而朝野呈现更好气象,如万历皇帝28年不上朝,还能有“万历中兴”,但当崇祯皇帝按太祖皇帝的要求殚精竭虑事必躬亲时候,大明就亡了。

不是皇上精力的问题,而是责任的承担问题。

绝对权力,意味着绝对责任。

事情肯定有对错,但皇上是不能有错的!皇上不能有错,不是因为皇权是神圣的不能错,而是从政治技术角度讲,宰相错了,有罢免机制,但皇上错了,整个体系设计中,没有让其负责任的闭环机制。

这是个不能闭环自洽的决策链,罪己诏解决不了问题

南明,帝国的制度死局

宰相缺位之后,整个系统经过多重博弈,往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进行演化。虽然谁都知道皇上是决策人,但事后错了一定要找一个替罪羊。谁也不想做这个倒霉蛋,官员就形成一套自我保护机制。废除宰相,看似只少了个职位,但为了解决这个出错责任的难题,形成了新的政治生态。

这个生态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  所有的技术问题都需要泛道德化。

具体事情的决策免不了要出错,但要保证所有的决策都不会错,一定要把所有的技术问题抽象成为符合道德原则的方案。无论是税收、漕运、军事、基建、救灾等,原本都是些纯技术问题,但一定要在儒家典籍上进行道德归因。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感叹,帝国缺乏数目字管理,只是通过抽象的道德训诫作治国原则,认为只要通过朱熹注释的四书统一思想后,全体官员自然能够整齐划一。

道德成为行政工具,技术问题泛政治化,在儒家经典总能找到办法。一旦解释不通,就用“经”和“权”进行变通,反正总是对的。儒家学说作为中国读书人的通用语言,价值在于民间和中下层,越到上层,越是显示出其虚伪本质。

在这个泛道德化的朝廷上,官员看似铮铮铁骨,敢于直犯龙颜,实则是在寻找仕途捷径。不需要任何技术能力,只要通过检举权臣、面斥君王就能抢占道德高地。万历皇帝看穿邹元标这些人的把戏,称为“讪君卖直”,把正直作为商品招摇贩卖。

第二, 舆情成为决策的因

东林书院就是当年李三才做淮安巡抚的时候资助顾宪成建立的。

朝野勾结,煽动舆情,这在汉唐都是谋逆大罪,但在明朝,特别是中后期,成了为官的基本要件

技术问题政治化后,政治正确成为官员晋升或安全的唯一保证,但大家都是通过熟读《四书》考上来了,这又能分出个谁更正确呢?

前面说过一个“经”和“权”,权就是变通。比如男女授受不亲是“经”,但嫂子掉河里,叔叔要去救是“权”。《孟子》里充满这种“逻辑”,给后世学者留下无限加工的可能性。

于是,有抱负的官员,特别是在做地方官的时候,就会特意资助大儒学者,建立自己的理论班底。如果这些大儒的学生能搞出一两个言官御史,这对日后朝上的份额就有了优势。就算没有,在野的学子声音,也能成为自己在朝上的策应。

第三,  没完没了,随时翻盘

严嵩会倒台,张居正也会倒台。

这是个无法闭环的决策链,经过泛政治化包装的方案在执行过程中,依据都是抽象的道德原则,朝堂上每天讨论的问题都是差不多,翻来覆去就是是不是合乎礼制之类。

不仅如此,以道德治国,需要把官员都以圣贤来要求,因为没有技术标准,私德成为官员考评的最重要依据,但人无完人啊,从概率角度,大部分官员都随时能找到考评不合格甚至入狱的理由。于是洪武朝廷官员人人自危,每次上朝都要骨肉分离痛哭一场,嘉靖朝一场考核有两千官员考评不合格同时落马。

官员们在找到攻击政敌的武器的同时,也让自己处于随时被攻击的状态。没有技术性客观标准进行考评和复盘,一时落败依然可以随时翻盘。官员时刻要保持攻击斗争状态,只有在对手发起攻击之前置其于死地,才能让自己一时安全。

第四,  决策过程裹挟的人越多越安全

在泛政治化的官场氛围中,官员其实是很难被客观考核的,特别是在全国1100多个县里的地方官。任何事故,都能往下找到替罪羊。所以对被考核的官员来说,更需要相互照顾,以保安全。

出生于一省或一县为“乡谊”,同一年考上举人进士为“年谊”,有婚姻关系男女的远亲近属则是“姻谊”,考官不用说则是终生恩师。这些种种联谊,不是一个学子官员可以选择进退的社交圈,而是负有必须同进退的义务的共同体。

在朱元璋的理想中,所有的官员为了一个理想整齐划一,然而结果是朝廷碎成各个派别。

黄仁宇看来,朝廷运行的决策成因有着阴阳两面,阳则是冠冕堂皇的儒家理想,阴则是各个派别的私人关系。

通过人数来影响朝廷,不仅是政事决策依据,更是个人安全的保证。

第五,  所有官员的责权利都缺少法定边界

张居正被扳倒,并不意外。

名义上的职位实际权力成色不足,作为明朝最有作为的政治家张居正放在汉唐,肯定是一代名相,但在明也只能是个权臣,因为所作所为有诸多不合法。内阁大学士权重,但职位只是皇上的私人秘书,是五品官,一定要兼个吏部尚书才有朝堂上的地位。而且,有想法一定要让某个门生地方官启动,他作为秘书的建议去影响皇上然后实施。看似曲线救国完成目标,但这种诸多不合法成了把柄,使得张居正死后定案,落得被抄家的命运。

在明朝,每个官员虽然名义上各司其职,但一定要通过朋党政治才能办得成事。一定要先跨出边界一步,再被对方顶回来一步,双方找到平衡点,这个点就是实际边界。

制度上的问题,是张居正不能解决的,正常的合法流程不存在,只能通过朋党政治达到目的。名义上的行政网络无法有效率地完成目标,于是权臣就通过党争构建了一张实际的行政网。

其实权臣在至少还有效率,一旦拿掉,整个朝堂就变得闹哄哄一堆。所以崇祯末年,还有大臣说,“要是厂公尚在,何至于此。”

这是一个不能好好说话的朝廷,想去和对方阵营好好说话就是与虎谋皮。朝廷各方包括皇上,都要时刻保持最大的张力,精神高度紧张。每天上朝不是去商量事,而是去斗争的。有时候觉得廷杖这种陋习也能理解,一个皇上,每天面对一群来吵架的人,一张嘴说不过人家有备而来的百张嘴,一急就抄家伙。

南明,帝国的制度死局

在于谦死后,整个文官系统对朱明朝廷不再有忠诚度了。所以到崇祯后期,出现高级官员集体叛逃的行为,洪承畴是个典型案例。无他,只为安全。在这个系统中所有的人都不安全,皇上也更不安全。明朝三大迷案听上去都很滑稽,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嘉靖还遇到宫女政变,天启皇帝的死也很可疑。皇上个人会暴露在这样的危险中,一个莽汉能如此轻而易举突破重重守卫,这在其他朝代只有在东汉末年这种最后垮掉的时候才出现,在体系健全时期都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一种让所有的参与者都很难受的生态。洪武皇帝为子孙操碎了心,没料到反而把子孙置于不安全的境地。

这种生态不是一下子形成的,有一个皇上和文官系统相互博弈的过程。

朱元璋废宰相后,开始的洪武永乐几朝,皇上一言九鼎生杀予夺做得很爽。土木堡之变和夺门之变后,大臣们突然发现自己还能决定皇上的命运。从这时候开始,朝廷就进入公开博弈阶段。

于谦是大明朝最后一个忠臣、理想主义者、儒家道统的捍卫者。

他的死,让天下百官对整个帝国皇权系统投出了不信任票,表面上什么都没变,但天下学子追求的东西开始不一样了。

这以后,皇上一人要单挑整个文官系统,挑动大臣内斗是皇上所用的手段。嘉靖朝廷,有意抛出个“大礼议”的议题,让群臣分为老首辅杨廷和的“护礼派”和张琮、桂萼为首的“议礼派”,在朝堂上争了数年,终于赶走杨廷和。

嘉靖的孙子万历也学祖父,抛出废长立幼的议题,将群臣分为“皇长子党”和“福王党”。

朋党政治一旦启动,就有自己的演化道路,朝堂经过嘉靖到万历这些年的演化,形成了以上这种生态。

皇上以为挑动手下官员相斗能让皇权稳固,结果事与愿违皇上性命都难保。

南明,帝国的制度死局

南明,帝国的制度死局

把明朝恶劣政治生态归因没有宰相,由此而引发的决策责任不清。做这样的判断还需要解决下面两个疑问。其一:党争,不仅有明,还有宋,王安石司马光争了一辈子,但宋还是有宰相的呀?宋虽然有宰相一职,但实际上的相权已经被切割了。比如说,宰相理应管六部,包括的财政权的户部,但宋代的财政权却在三司,不归宰相管。又如,人事权应在吏部,也归宰相管,但宋有设考试院,主管官员升迁。

最重要的财权和人事权都不在宰相手上,这宰相成色大减。

所以,北宋决策的形成,也要通过朋党政治,在朝廷上形成援手,于是北宋的新旧党之争也是惨烈,而南宋又成权相的局面,秦桧、贾似道。

其二:明朝党争是因为没有设宰相,那清朝也没有宰相,不但能夺了天下,党争似乎并没有明朝那么剧烈

在康熙朝廷,明珠和索额图,延续了前朝的弊端,相互争斗一世。但到了雍正朝,一下子就消停了,为何?

雍正改了朝议制度,在内阁之外另设军机处,把战时的临时组织成为常设组织,更创新的是,皇上重要的上谕,由军机处直接寄给受命令的人,比如要交江苏巡抚办的漕运的事,除了军机处和江苏巡抚,谁也不知道,本来这些财政上的事应该户部管,但户部都不知道。

明朝东西厂锦衣卫只是个监察机构,再有特权也是在行政网络之外,但雍正打造军机处,延续几千年的朝议制度实际成了一个摆设,这就成一种秘密政治。

雍正之所以能做到朱元璋朱棣都不能做到的事,正因为有一个占少数人的满人团体,以满制汉,用满人打造成了一个切切实实的警察国家。

警察国家还搞什么党争啊,根本就不知道朝堂上有谁可以相信,师生同门同学,今天吃顿饭,在明朝,锦衣卫当晚就知道了,但在清朝,对面说不定就是给你来下套的。

一个警察国家,看似严密控制,但文官系统是极无效率的,社会也是极其缺乏创造性。所以乾隆中后期后这系统就迅速垮掉了。

无论是党争还是权臣,表示这个朝廷多少还剩点创造力,一旦万马齐喑,才是真悲哀。一个朝代的创造力会很清晰地反映在帝陵石刻上,清东陵石刻在康熙朝已经开始程式化严重。

读中国历史的绝望之处在于,这种朝代循环,让人感觉怎么几千年总没个进步。无论哪一朝帝王,再怎么励精图治,总逃不掉黄宗羲定律,黄炎培兴亡周期。

兴亡律似乎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道魔咒

但如果把两千年中华帝国模式看成一个整体,就好理解了。期间的一朝又一朝,只不过是不同的管理家族。

中华帝国模式,发展的主线是皇权不断的集中。

雏形从周公开始纪年,秦完成制度框架,汉完成意识形态建设,经过汉唐宋,皇权虽然几经周折,终归与逐朝集中,明达到顶峰,清是一个终极形态,该模式完成了其生命周期。

到1840年的时候,即使没有坚船利炮,这个模式本身就已经走到头了。

在这期间,相权一直在不断被夺减的过程中,到明朝把这形式都去掉了,没有宰相的明帝国,是中华帝国模式的终极形态。南明是这种弊端的集中体现。

能走完2千年的制度肯定是个好制度,在两千年里,中华帝国这种集权模式曾将人类文明推到一个让世界仰视的高度。集权带来的资源集中和创造力之间在唐宋期间达到最高峰,而后开始下坡路。

但这个两千年一定会留下丁元英所说的“文化属性”那种东西。

南明,帝国的制度死局

参考书目:司徒琳《南明史》黄仁宇《万历十五年》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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