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 28 5 月, 2024

西北军事计划

清朝灭亡后的二十年间里,国民革命军北伐是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影响最深远的历史事件之一。

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袁世凯死后军阀割据的局面为之一变。

至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前,中国至少在名义上已经有了一个“中央政府”,而且这个“中央政府”对全国有一定的掌控力。

它可以号令全国军阀,可以从南京退去武汉,再退到重庆。

坚守待变。

我们很难想象,假如1927年时中日爆发全面战争,会是怎样一般局面。

西北军事计划

说到这,不知大家有没有一个疑问。

众所周知,国民革命军北伐是从广东发起的,背后有苏联的大力支持。

而苏联的势力其实主要在北方。

想要借苏联的“力”,最好的方式是自北向南。

既然国民党和苏联已经一拍即合,那么在孙中山“联俄联共”的计划中,为什么要南辕北辙呢?

有的朋友会说了,那还不简单,因为孙中山的势力在老家广东嘛。

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广东虽然是孙中山的老家,但孙中山在广东并没有势力。

辛亥革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国民党虽然占据了道义上的制高点,但走的始终是“联合地方军阀”的路线。

粗略估计,孙中山被各种军阀背叛了有好几次。

他总是凭借自己巨大的影响力和海外资金背景,联合一派驱逐一派,走纵横捭阖的路线。

国民党真正拉起一支军事队伍是在黄埔军校时期,比我党并不早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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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5月,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因西南军阀的背叛而失败。

他被迫从广州转往上海,开启了长达两年多的蛰伏。

作为一个长年游历各国、拥有国际视野的领导人,孙中山革命历程中始终把借助外国势力作为一个重要手段。

早期主要是日本,后期主要是苏联。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孙中山就和苏俄领导人搭上了话,实现了正式书信来往。

在一次内部讲话中,他尤其强调了“此后我国形势,应注意于西北”。

西北是哪,不言而喻。

除了纸面上的沟通,早在1920年9月,孙中山便派出了特使通过黑龙江前往苏联。

所以一年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前赴广州和桂林与国民党高层沟通,实际上可以看成是“回访”。

马林是通过陈独秀的介绍先到广州找到了粤系军阀陈炯明。

话不投机,又在张太雷的带领下去了桂林,见到了孙中山。

马林在三天的时间里与孙中山、胡汉民、许崇智等国民党高层进行了两次长时间会谈。

他以中国国民党和苏联合作为前提,向孙中山提出了三点建议:

1、改组国民党,联合工农;
2、创办军官学;
3、谋求国共合作。

为了打消国民党高层对于“共产主义”的戒心,马林还特意提到了列宁刚刚出品的“新经济政策”。

他向孙中山解释,苏联政策是非常“灵活的”,并不是外界宣传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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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左一)与孙中山交谈,中间男子为翻译张太雷

红色苏联自诞生之日起,在意识形态上就有强烈的“对外输出特性”。

十月革命至二战前的几十年间,苏联分别向毗邻的欧洲和远东输出革命,只不过都没能成功。

在亚洲方向,苏联最大的一笔投资就是对孙中山和国民党。

按照莫斯科最初的设想,是希望把国民党改造成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实现在中国的苏维埃革命。

想想地球村里孤身一人、茕茕孑立的那种感觉,莫斯科太需要一个朋友了。

远东局呈送莫斯科的报告中,甚至有这样的表述:

“最近几年来,国民党几乎是(中国)唯一强大的政党。”

“尽快与广州政府建立联系,是我们远东政策最迫切的任务。”

因为这种迫切的需求,使得二十年代初孙中山稍一示好,俄国人便给予了非常积极的回应。

双方关系中扭扭捏捏、故作姿态的反而是孙中山一方。

毕竟一个现实的考量摆在面前:联俄后国际社会的认可问题。

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反俄。

于是在一段时间里,孙中山迟迟不能下定决心。

经常是地方军阀对他的态度一变好,就把联俄的方案推到一边。

莫斯科很是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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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日本时的合影

一开始我们提到过,孙中山是没有势力的,其直属的国民党亲兵很少很少。

A军阀支持他,就搬到A那办公,用A的兵。

B军阀支持他,就改用B军阀的兵,换个办公地点。

如果北方有个军阀愿意竖起挺孙的道义大旗,他完全可以把班底再搬到北方。

四海为家之人,没有安土重迁的传统思想。

这种模式虽然“机动性强”、“资产轻”,但带来的问题是不稳定。

在返回广州仅仅一年多后,陈炯明的一场叛乱,彻底击碎了孙中山依赖军阀势力北伐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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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宋庆龄在永丰舰上与海军官兵合影,1923年8月

民国时期广东一带被粤系军阀和桂系军阀轮流统治。

像陆荣廷,就是旧桂系的代表;而陈炯明、陈济棠等人则是粤系的代表。

桂系和粤系中又各自有亲国民党派和反国民党派,非常乱。

1922年6月,粤系军阀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炮轰位于越秀山南麓的“总统府”。

孙中山紧急避难永丰舰,宋庆龄被叛军包围,九死一生。

“陈炯明反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之前雄心勃勃准备建立广东根据地、北伐中原的孙中山,精神上受到重大打击。

经此剧变,孙中山认识到了依赖军阀模式的脆弱性。

于是在蒋介石等人的力劝下,孙中山痛下决心,走上“联俄”、“联共”的道路。

(你没看错,早期老蒋在国民内部是非常“亲俄”的。)

1922年8月,得知孙中山落难,苏俄特使越飞紧急来华。

俄国人雪中送炭,在国民党最危急的时刻伸出援手。

经过几个月的会谈,双方于上海达成了著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这份“联合宣言”中有很多敏感内容,包括“苏维埃制度”、“外蒙古”、“中东铁路”等等。

因为某些原因,历史书上通常不提,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百度查看原文内容。

此处只引用一句——

 

“中国当得俄国公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靠也。”

西北军事计划

联合宣言发表后双方合影

1923年1月26日,宣言正式发表。

与此同时,人在上海的孙中山提出了两个著名的军事计划:

“长远计划”和“应急计划”。

前者希望从甘肃、内蒙一带接通由苏联控制的外蒙古,开辟一条从西北打到北京的军事进攻路线。

后者则请求苏联迅速通过海运方式运送武器装备到南方,武装国民党,帮助国民政府夺回广东。

为了进一步与苏联领导人面对面商讨军事合作,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了由蒋介石率领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

这是蒋介石唯一一次访苏。

此行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向苏联领导人推销孙中山的“长远计划”,即“西北军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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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率领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于1923年8月16日从上海出发,经青岛到大连,然后坐火车到哈尔滨。

出发前,孙中山给列宁、托洛茨基(时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契切林(时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和加拉罕(苏联驻华大使)发了正式的函。

函中称:

“(蒋介石是)我的总参谋长和最可信赖的代表,(他)已被授予全权,可以用我的名义进行工作”。

在经历了西伯利亚大铁路漫长的旅程后,9月2日,代表团正式来到莫斯科。

抵达的当天恰逢苏联召开群众大会,二十万人上街游行,场面十分火爆。

红场热烈的气氛让蒋介石一行十分激动,革命热情高涨。

9月5日这天,蒋介石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契切林进行了会晤。

契切林是苏联建国初期外交领域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开山之作就是与德国的“割地卖国条约”——《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

话说1918年列宁在与德国议和的时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还是由托洛斯基兼任的。

契切林是副委员(副外长)。

托洛斯基不愿意留骂名,就把条约谈判和签字的机会让给了契切林。

从1918年接棒托洛斯基开始,契切林担任了十二年的苏联外长,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开拓国际空间立下汗马功劳。

值得一提的是,契切林的母亲是蒙古人。

不知是不是受了出身的影响,使得他在外蒙问题上非常强硬,坚持在外蒙保持苏联驻军。

近代有名的《苏蒙协议》就是契切林一手炮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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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签名照。苏德《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谈妥后,列宁称这个不幸的条约为新的政权赢得了时间,对契切林大为赞扬。

前面提到过,孙中山在确定联俄后提出了两个著名的军事计划。

熟悉历史的朋友很容易对号入座。

“应急计划”其实就是后来黄埔军校建立到北伐前的模式——苏联通过海路源源不断的向广东根据地运输武器装备。

南昌起义后义军之所以南下海陆丰地区,也是想复制这一模式。

而“西北军事计划”则是长征后期到抗战初期我党一直想建立的局面。

在蒋介石和契切林的会谈中,老蒋力推了“西北军事计划”。

从军事的角度看,尽管当时国民政府又重新控制了广州及周边的部分地区,但辖区内一座兵工厂也没有。

而盘踞香港的英国又严密封锁广州的军火进出,使得苏联想大规模海运武器装备到广州非常困难。

另一方面,长江中也存在大量外国的军舰,经常四处游弋。

北伐军想渡江北上拿下北洋政府,无异于天方夜谭。

经过一番论述后,蒋介石亮明了国民党高层的建议:

“转移战场,将战事移至西北地区。”

为此国民党高层专门编制了一份名为《中国革命之新前途》的文件,一并提交给苏俄军事委员会。

文件中详细规划了国民党组建西北军队的兵力和武器配备,连如何向北京进军的作战方案都写好了。

考虑到新疆和外蒙都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国民党希望以乌鲁木齐为“永久根据地”,以库伦(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为“临时根据地”。

二者相较,大兵团更适宜配属在库伦。

西北军事计划

三十年代驻扎在蒙古的苏联红军

结束与契切林的会谈后,蒋介石颇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心情很不错。

两天后的9月7日上午,老蒋又会见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主管中亚事务的鲁祖塔克。

蒋介石寒暄称,国民党和苏联共产党是姐妹党,请姐姐介绍一些革命经验和教训。

鲁祖塔克也不含蓄,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多小时的经验。

二人还讨论了国民党同共产国际的协调机制。

苏方认为国民党应该派代表常驻莫斯科,就像共产党一样。

为此,鲁祖塔克专门叫来了共产国际东方局的领导维经斯基(汉名吴廷康),也就是1920年来华劝说陈独秀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那位。

当天下午,老蒋就和维经斯基促膝长谈了一番,他还受邀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会议。

早期的国共两党真是大杂烩,互相都是熟人。

9月16日这天,蒋介石参观了苏联第144步兵团。

老蒋对苏联军营建设感慨颇深,据说还发表了一番“要向已经战胜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苏联军队学习,准备为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而捐躯”的表态。

西北军事计划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庆典,1925年

参观游玩了一个月后,直到10月21日这天,蒋介石终于等来了契切林对于“西北军事计划”的回复——

No.

这让蒋介石非常震惊,原本他以为苏俄已经原则上同意了这一方案,最多是细节修正一下。

其实双方的分歧主要在于借苏联之力的“力道”问题上。

国民党天真的以为可以在外蒙古或外西北等苏控区建立根据地,然后发兵进军到中国境内。

可在苏联看来,这是万万行不通的。

苏联的底线是国民党首先凭借自己的力量打下一块中国境内的根据地,然后再通过军事援助的方式给予其帮助。

本质的区别。

再深入一点,蒋介石发现,苏联人对于外蒙古的问题非常小心。

较之西北新疆一线,莫斯科不希望把外蒙古掺和进中国事务。

十几年后抗战援华时,苏联物资走的也是“新疆-河西走廊”一线,不和外蒙沾边。

在10月21日收到契切林答复后的一个多月里,蒋介石与苏方来回纠缠了若干回合。

主题就一个——能否在库伦建立军事基地。

11月11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苏联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会见了蒋介石和代表团一行。

斯克良斯基给出了这样的答复:

“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详细讨论了所提出的方案,得出以下结论,目前孙中山与国民党应集中力量做中国的政治工作。否则,在目前的情况下,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遭失败。”

老蒋这个人很执拗,他还是不死心。

11月27日,在反复致函后,蒋介石终于见到了此次莫斯科之行最大的“咖”——托洛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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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斯基是当时的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军事负责人,实际上的“二把手”。

在列宁生病的情况下,这已经是蒋介石能见到了最大的官了。

关于这次“蒋托会谈”,坊间众说纷纭。

有人说托洛斯基看透了蒋介石只是拿革命当幌子而已。

还有人说托洛斯基对蒋介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临别赠言“革命党之要素,忍耐与活动二者不可缺一”被蒋引为自己的座右铭。

甚至有人揣测蒋介石和儿子蒋经国一样,根本就是个“托派”……

不管怎样,托洛斯基没有推翻苏共高层已经盖棺定论的决定。

11月29日,蒋介石失望的离开了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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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俄归来后,或许是自感辜负了重托,老蒋并没有立即去广州作详细汇报。

他将一篇《游俄报告书》寄给孙中山,自己径直回奉化老家去了。

宏伟的“西北军事计划”就这样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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