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之间的战争打了一个多月，线上线下的谈判也进行了好几轮。
由于交战双方均没有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的战果，因此目前的谈判似乎还没有达成和平协议的迹象。
据之前的媒体报道，莫斯科方面总共向乌克兰提出了六个条件，分别为：
1、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的要求，保持中立地位。
2、将俄语作为乌克兰的第二官方语言，取消对俄语的限制。
3、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半岛的主权。
4、承认“顿涅茨克共和国”和“卢甘斯克共和国”独立。
5、乌克兰去纳粹化。
6、乌克兰去军事化，完全放弃进攻性武器。
与之相对应的，普京手中有停火和撤军两个主要筹码，以及希望西方取消制裁这一个重要诉求。
外界普遍认为，莫斯科六条要求中的1、2、5、6是相对容易谈的，有的甚至乌克兰方面已经松口。
而第3、第4条是极难处理的，即目前的僵局主要卡在领土问题上。
乌克兰显然没有哪位领导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签这样一份“卖国”协议——除非打下基辅换亚努科维奇上台。
据报道，泽连斯基的初步想法是把双方谈判中难以妥协的条款交给乌克兰人民进行公投。
民主程序，集体担责。
当然，他的想法能不能实现，本身就是一个极度复杂的问题。
俄乌谈判只是一个引子，接下来切入本篇的主题——古代皇帝的权力。
中国人经过几千年历史的熏陶，总是喜欢用一些古代术语去描述今天的政治人物。
比如普京大帝、一代川皇等等。
然而从事实情况来看，无论是西方、俄罗斯，还是水深火热中的乌克兰，他们的国内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称之为“帝”或者“皇”。
参考中国古代的标准，皇帝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呢？
能仲裁，终止任何分歧。
能做主，做天下人的主。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一套套环环相扣的理论。
在这种伦理制度之下，天下是朕的天下，臣民是朕的臣民。
“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或是“见状不好，鸣金收兵”。
这些困扰泽连斯基和普京的大难题，放到古代不过皇帝一句话的事儿。
我割我们家的地你管得着吗？
换而言之，俄乌两国之所以多年来局势紧绷，相关利害迟迟得不到疏解，跟现代国家制度下领导人无法完全做主有很大的关系。
无论是普京大帝还是泽连斯基，他们都无法漠视民意。
反过来说，甚至要讨好民意。
所以大家看到，一方迟迟不敢做国内战争动员，另一方则想把难办的条款甩锅给公投。
封建王朝时期，国家、领土和人口都是皇帝的，皇帝几乎不用考虑舆论上这些事情。
最多只需要关注一下大臣们的意见。
古代的所谓“以人为本”，更多是以人口为争夺天下的资本，而不是今天的以人民为根本。
君之视臣民如土芥，则臣民视君如寇仇。
直到晚清思想解放运动之前，老百姓对于国家的概念都是比较薄弱的。
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廷出卖了很多国家利益，租借割让了很多土地，可大清的舆论似乎并没有什么反应。
历史课本上，火烧圆明园是中华民族的莫大耻辱。
但在当时的社会，当时的百姓心中，其实并没有觉得有那么耻辱。
为什么呢？
因为圆明园是皇帝的圆明园，打仗是朝廷和洋人之间的事儿，而皇帝的东西与老百姓是没有半毛钱关系的。
英法联军撤走后，北京城里的土匪流民们一齐涌入圆明园，大肆抢劫剩下的金银财宝。
以至于很多文物都流落到了民间。
清朝末年，民众第一次对国家对外政策产生强烈干预是1895年的“公车上书”事件。
当时入京赶考的康有为和梁启超集结了1300多名各地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反对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公车上书既是清末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政治运动的开端。
不过大家很容易发现，公车上书本质上还是一场精英阶层或官员阶层的抗议。
哪个举人不是官呢？
最差也得是个候补官吧。
可见在近代的变革中，国民意识有一点“自上而下”传导的意味在。
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已经基本涵盖官员阶层和社会精英阶层；到“五四运动”时期，覆盖范围进一步延伸到知识分子阶层。
从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李鸿章和荣禄的那段对话也可以侧面印证这一现象——
“现在一国之事，不再是一人之事；过去太后一人能做主的事情，现在不行了。”
现代国家意识是近代以来由东西方思想家们发明并建立起来的，经过长年累月的宣传，逐渐深入人心。
从权力制约的角度看，当然是一种文明的进步。
国家之事，怎么能是一人之事呢？
太荒谬了。
不过一项制度在带来巨大好处的同时，总是会或多或少有些副作用。
比如：由于现代国家意识剥夺了领导人的部分权力，事实上造成了对外处理各种问题时的政策僵化。
尤其是领土问题，成了任何人都不敢逾越的底线。
那么是不是坚守底线就一定对、一定对国家人民有利呢？
很难说，凡事总有例外。
1918年3月，刚刚成立的苏俄政府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退出一战。
条约中，苏俄割让了包括波兰东部、立陶宛等在内的近一百万平方公里土地。
这个付出巨大代价的停战条约是列宁在斯大林的支持下力排众议通过的。
托洛斯基、布哈林等大咖都持保留意见。
列宁之所以要签订这个“卖国条约”，目的自然是为了减轻苏俄的外部压力，尽快组织兵力平叛。
毕竟新诞生的红色政权风雨飘摇，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
而就此后历史的发展来看，列宁和斯大林的“卖国条约”的确起到了帮助苏联稳定外部环境的作用。
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
1945年，斯大林把1918割让的土地连本带利全部收了回来。
上演了一幕现代版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斯大林是如何玩国际政治的？》）
苏德《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签订现场
近代以前，国家之间打输了仗割地赔款是很平常的事情。
东方国家很平常，西方国家一样很平常。
在这套逻辑下，容易诞生像日本这种靠打仗发财的国家。
打赢了甲午战争，狂赚一波；打赢了日俄战争，再赚一波。
因为统治者能够轻易做国家的主，所以使得发动战争与结束战争（议和谈判）的成本极低。
比如大清朝，打输了仗政府甚至都不用下台，免一个李鸿章以谢国人即可。
模式的转变大概是以二战为节点。
随着全体国民现代国家意识的增加，战争的代价变得愈发高昂。
一旦想要对方的“地”，那就得做好对方会拼命的准备。
古代皇帝手中大笔一挥能办的事情，放到现代国际政治中几乎是无解的。
正如今天的俄乌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