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 28 5 月, 2024

斯大林是如何玩国际政治的?

苏联诞生的外部环境相对九十年代初的俄罗斯要恶劣许多。

1991年叶利钦以“西方代言人”的身份闪亮登场时,手里握着G8入场券。

而1917年俄国革命却是在一战特殊大背景下完成的。

为了让新诞生的苏维埃政权获得宝贵的喘息时间,列宁和斯大林不顾托洛斯基的反对,通过出让一定的利益与德国、奥匈等同盟国集团和解。

苏俄成立之初,英法美等协约国集团国家纷纷扶持反对势力(白军)来与红色苏维埃政权作战。

正如德国支持列宁是希望革命成功后俄国退出对德作战一样,英法美扶持白军也是希望他们上台后能恢复对德作战。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大概经历了三年的内战,红军最终获得胜利。

不过恶劣的外部局面并没有随之结束,因为与苏俄达成协议的德奥集团打输了一战,而胜利者是与其敌对的英法集团。

苏维埃继续陷入被封锁围堵的境地中。

斯大林是如何玩国际政治的?

1927年的红场阅兵,地面泥泞不堪

二三十年代,苏联一边在政治上与西方国家保持敌对状态,一边试探着逐步开展经贸领域的合作。

尤其是1929年大萧条的爆发,使得部分西方企业奔赴苏联拓展新市场。

这一时期,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依据列宁留下的“世界革命”指导思想,开始分别向毗邻的欧洲和远东输出意识形态和革命。

很可惜,都没能成功。

二十年代苏联在亚洲最大的一次投资是对孙中山和国民党。

莫斯科方面希望把国民党改造成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实现在中国的苏维埃革命。

风投的结果大家都知道,赔了一个精光,大革命功败垂成。

总之,十几年间苏联在意识形态输出领域屡败屡战,地球村里孤身一人、茕茕孑立。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斯大林是如何玩国际政治的?

苏联《真理报》对雅尔塔会议的报道

二战对苏联来说是一个“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故事。

至1945年柏林战役之前,苏联红军总兵力达千万人以上,上万辆坦克驰骋在一望无际东欧大平原上。

同一时期,自诺曼底登陆的盟军只有区区两百万人的规模。

据说当时曾有苏军高级将领向莫斯科进言,想把这两百万英美盟军给一并收拾掉,这样整个欧洲就是苏维埃的了。

斯大林及时约束住了前线将领们这种危险的想法。

他选择与美英平分世界。

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是斯大林纵横捭阖的巅峰之作。

之前他多次回绝罗斯福组会的提议,千呼万唤始出来。

为了给斯大林面子,丘吉尔甚至亲自跑了一趟莫斯科,且会议地点选在了苏联境内的克里米亚半岛。

雅尔塔会议进行时,朱可夫大军已进抵柏林城外40英里处,整个东欧尽在莫斯科囊中。

基于欧洲战局以及亚洲战场对日出兵的强烈需求,在这次制定战后世界新秩序和分配利益的重要会议上,斯大林斩获颇丰。

苏联甚至只凭借一纸“出兵许诺”就在尚未动用一兵一卒的情况下拿下了远东的大把利益。

雅尔塔会议是一次严格的百分比划界。

如果用斯大林的一句话来概括雅尔塔会议的内容,那就是:

“你们在你们的占领地享有优先权,我们在我们的占领地享有优先权。我们怎么做自有我们的道理,别人无权干涉。”

弱小国家的命运被完全当成棋子和筹码,任由三巨头摆布。

比如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他们的实力其实不弱。

但莫斯科均要求其解除武装,与英美两国支持的政府当局合作。

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战后走上了“参加议会”“当少数派”的道路——正如重庆谈判时马歇尔期望的那样。

假如他们不同意想要反抗,莫斯科则袖手旁观,任由其被屠戮。

反过来说,对于苏联势力范围内的波兰、罗马尼亚等国,斯大林毫不手软。

强力逼迫他们解散联合政府,成立由苏联支持的共产党政府,美英两国休想染指。

斯大林对于《雅尔塔协议》执行得非常好,以至于极端反共的丘吉尔都很难找出毛病。

像“协议”中规定的苏联对日作战最后期限是“德国投降后三个月”,德国于莫斯科时间1945年5月9日投降,苏联红军在1945年8月9日正式对日作战。

时间拿捏得分秒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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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之后,中东欧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起来。

不过这些国家本质上属于苏联二战军事胜利的延伸,而非意识形态的胜利。

对于极端渴望输出意识形态的苏联来说,真正的天降大礼包是中国革命的成功。

其惊喜程度宛如穷小子刮出了一张千万彩票,打了一场漂亮的人生翻身仗。

苏联直接获得了与美国战略上平起平坐的地位。

众所周知,斯大林在国共内战初期的态度非常犹豫。

在斯大林看来,如果苏联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革命,相当于主动去掀雅尔塔体系桌子。

更何况“苏+共”VS“美+国”,怎么看都是风险极大。

国共内战初期斯大林对中国的预案主要是保住东北,尤其是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北满地区。

东北三面被苏联势力包围(苏联、蒙古、朝鲜),纵贯其中的“中东铁路”“南满铁路”被苏联把控,最南端的旅顺大连由苏联海军驻守。

处处都是天然的屏障。

正因如此,在涉及东北战局的问题上苏联表态毫不含糊。

1946年4月的四平战役结束后,苏联通过外交渠道非正式向美国发出警告称:

“苏联对中国问题始终采取不干预政策,但是,如果美国继续鼓励国民政府实施这种对苏联带有进攻性质的政策,苏联将不会坐视不管。”

随后马歇尔便极力向蒋介石施压。

老蒋大胜之际选择停止向北满追击,美国方面的压力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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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旧址。哈尔滨是新中国第一个解放的大城市,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曾长期驻扎在哈尔滨双城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是在1948年春天。

面对一片大好的局面,他在召见苏联交通部副部长、红军军事交通局局长科瓦廖夫(苏联驻华代表)时说:

“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其他一些国家也将走上这条道路。为了援助中国共产党人,我们不能吝惜力量和金钱。”

随后,科瓦廖夫率领着几百人的庞大铁路专家小组抵达东北,直接投入了辽沈战役前的铁路恢复工作。

苏联国内对于科瓦廖夫的要求有求必应,甚至直接调拨了200节旅客车厢。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斯大林将中国事务摆到了极高的战略位置。

西方舆论甚至猜测,有关柏林危机根本就是斯大林联合毛泽东布下的一个局。

真实目的是为了转移中国内战战略决胜时期的国际注意力。

待到三大战役胜利结束,1949年1月3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常务副总理)米高扬从旅顺的苏军机场起飞,直抵石家庄。

他是第一位踏上中国土地的苏联高层领导人,肩负着斯大林赋予的重要使命——为莫斯科建立与未来新中国的同盟迈出第一步。

西柏坡会谈期间,米高扬白天开会,晚上把各种材料用电报发往莫斯科。

斯大林高度重视西柏坡传来的电报,苏共政治局为此几乎是每天召开例会,集体进行研究。

米高扬访华之后,尽管苏联在处理中国内战问题上仍非常谨慎,但已经开始做两手准备了。

大家都知道渡江战役时有一个著名的炮击“紫石英”号事件。

当时英国内阁召开了紧急会议,保守党一度放话要对红色中国宣战,并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为防不测,渡江战役后二野大军并没有直接向南方内地开拔,而是集结在浙江和江西交界处休整。

同一时间,莫斯科要求整个远东地区的苏军进入战备状态,实际上已经和解放军形成了紧密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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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与高岗、王稼祥在莫斯科,1949年6月

1949年6月,刘少奇、高岗和王稼祥以“高岗为首的东北贸易代表团”名义访问莫斯科。

这是斯大林拿下中国这个盟友的关键一笔。

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斯大林对新疆“三区政权”等盆盆罐罐丝毫不在意,完全打消了中方事前的顾虑。

刘少奇试探性得表示:

“新疆太远,我们没有运输工具的协助,无法迅速占领。”

斯大林迅速回应道:

“这好办,苏联给你们提供汽车和飞机,协助你们入疆。”

当时对于如何派兵去新疆是我党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原本准备到1950、1951年再解决。

新疆地广人稀,沙漠戈壁纵横,靠战士们步行或骑马根本不现实。

而搜遍国内的汽车,勉勉强强只凑了四野支援的一个战车营,华北支援的一个汽车团,以及华东支援的两个汽车团。

仅够王震第一兵团的一个军用(入疆部队共两个军,国内汽车配属给了第二军)。

入疆过程中,整个第六军的运输工作完全是由苏联帮助完成的,斯大林出了两个航空团的飞机以及大批汽车。

看到老大哥如此给力,毛泽东挥毫写下名作——《论人民民主专政》。

“向苏联一面倒”的说法最早就是在该篇中提出来的。

纵观1949~1950年间斯大林的对华政策,始终讲究一个“底线思维”。

即什么事情一定要办成,在此前提下再去思考如何将损失(让利)和对英美的刺激降至最低。

后来当毛泽东访苏因“废旧约、签新约”问题出现情绪时,斯大林不惜以掀雅尔塔体系桌子的姿态去完成“中苏新约”的签订。

一言以蔽之,这个盟友他一定要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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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正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图为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签字

中国革命是苏联对外意识形态工作的第一个重大胜利,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开始,历经了近三十年的坎坷波折。

个中意义,远不是东欧那些被接收的小国能比的。

某种程度上看,后来轰轰烈烈的东南亚革命只能算是中国革命胜利的“衍生品”。

越南、老挝、柬埔寨这些国家,假如没有中国的支持,大概率还是在山沟沟里打游击。

是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才彻底掀起了二战后东南亚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浪潮。

斯大林是如何玩国际政治的?

朝鲜战争是斯大林生前在国际政治领域的最后一个重大操作,不管起因渊源如何,仅从结果的角度看苏联收获巨大。

回顾历史,与普京每每超出舆论预期的“惊人之举”不同,斯大林经常在关键时刻“怂一下”“收一手”。

比如上面提到的二战欧洲战场,1945年朝鲜半岛止步三八线,催促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还有之后的柏林危机。

另外,斯大林除了阅兵外很少与部队接触,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意识形态塑造上。

像《主体史观》一篇里提到的,斯大林可以为了一本《联共党史》闭关很长时间,字斟句酌。

这种特征从今天流传下来的照片中也能窥探一二。

斯大林的照片以“叼着烟斗思考”“伏案写作”等场景居多,极少有光着膀子去森林打猎或者背景是坦克轰炸机那种。

他似乎更希望把自己的形象塑造成一个类似列宁那样的“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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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北伐》一篇里解释过,当初诸葛亮笑而不语的“治世之学”其实是法家商鞅那一套东西。

从某种角度去看,斯大林同样深得法家的精髓,甚至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感觉。

法家之法是一门以弱克强的《辟邪剑谱》——代价极高,收益极大。

斯大林治下苏联的内政情况、人民生活水平,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

1946年朱可夫被罢免时闹得沸沸扬扬的“战利品案”,便是那个年代苏联与西方国家生活水平差距的一个缩影。

钢铁洪流涌入欧洲的苏联军人一看,被我们打趴下的国家生活水平竟然远远超过自己。

遂演变为一场变相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日后很多故事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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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身后发生了诸多恩恩怨怨,但史书之上对于斯大林这类人的评价却有着与普通人相异的另外一套体系:

“祖有功而宗有德。”

——《礼》

有功,即奠基之功;有德,即守成之德。

——李贤注

简而言之,“德”即是内政,“功”即为军功。

在古代帝王的评价标准里,“德”是要小于“功”的。

世界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残酷。

正如斯大林本人的名言:

胜利者是不应该受到谴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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