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那是一个春天。
一位老人携妻带子，一行17人，要出远门进行“家庭度假”。
这个退休老头有一个特殊身份，那就是前国家领导人。
他去度假了，但不是完全的度假。
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他的思想和观念却比绝大多数人都要前卫，都要年轻。
途径武汉，他说“谁反对改革开放，就让谁下台。”
在鹰潭，他鼓励大家“要放开胆子，走得更快一点”。
到了南海边，他表态：“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一位江姓长者很快把这些即兴讲话的思想概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位老人在南方的谈话迅速传遍全国，老人用他最后的一点余热为改革开放大业护航。
还是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由此正式起步。
二零二二年，又是一个春天。
在“南方谈话”发表30年后的今天，中央下发了一份重磅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
这份顶层设计将对全国市场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然而，只要改革，就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蛋糕，就会出现反对的声音。
反对的声音不可怕，甚至有反对是好的，这有助于我们把事情办得更好。糟糕的是为了屁股而反对，为了利益而混淆视听。
有着经济学背景的小白，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些错误的观点，在正确的方向进行解读才有助于大家理解政策文件，才能对我们的工作生活有所指导，趋利避害。
第一个误读，认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重搞计划经济，是让政府更多的管控经济。
首先，认为搞“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搞计划经济的，可以说对我党的历史和政策出台过程了解基本为零。
从历史上来看，我们国家每一次实行重大变革，前期都有着充分的讨论、准备和试点。
在改革开放前，我们进行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全面开放前，我们先批准经济特区搞试点；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前，邓公进行了“南方谈话”。
如今仅仅是一个文件下发，我们国家就要从计划经济变回市场经济了？有任何前期讨论、吹风、试验吗？这当改革是捏泥人，想怎么捏就怎么捏吗？
从政策文件上看，我们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决心是坚定的，连续的。
十四大正式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彼时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还只是起基础性作用；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而且还改变了提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到了十九大，“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已经写入党章。
如果重搞计划经济，那就是180°大转弯。请问国务院出台的《意见》会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出台的《决定》、修改的《党章》相冲突吗？
其次，认为搞“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搞计划经济的，可以说是既不了解市场经济、也不了解计划经济，甚至估计就没有看原政策文件。
让我们回到政策文件的原文，建设统一大市场的举措包括6个部分：
一是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
二是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
三是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
四是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
五是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
六是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
在西方经济学中，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才是最有效率、所有人最受益的市场。我们一条条来看：制度的统一和市场设施的联通很明显就是要降低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重新认证，都要重新打点，信息还不通畅，损害的不就是企业的利益吗？
而市场分为两大块，一块叫商品市场，一块叫要素市场，只有这两块市场能自由流通才有可能实现完全竞争，才有可能激发效率。有能力制造壁垒的只有政府，降低交易成本、限制政府制造壁垒的能力恰恰有助于市场边界的扩大。
最后是监管和反垄断。监管和反垄断对经济从来不是什么坏事，政府是“守夜人”、完全不干预经济那一套早就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事实上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会放弃监管和反垄断。而且垄断天然是效率和市场经济的克星。
马克扎克伯格在美国国会联合听证会上接受质询
可以说，以上每一条都和计划经济无关，而都与建设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有关。
所以中央的初衷绝对不是搞计划经济，而是想进一步提升国内市场经济的效率。
第二个误读，认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让所有中小企业完蛋，地方企业完蛋，让大企业、央企垄断。
这一点比较有迷惑性，因为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拥有技术优势、资本优势的大企业以及拥有国家支持的央企的确更有竞争力，似乎会挤占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
但这里要明白一点，一个企业再垄断再扩张它不可能全包全产，一方面这是不经济不效率的，设想一个极端情况：一个企业负责社会全部生产，这和计划经济有什么区别呢？另一方面，垄断在我们国家也是不被允许的。
那么今后可能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以医药集采为例，面对医用药这么大一个市场，难道是有一家或几家企业垄断全部市场吗？并不是，而是政府在促进一个标准化和规模化的市场形成后，鼓励拥有某项成本和技术的企业在一个分支中通过竞争脱颖而出，一方面放弃超额利润，另一方面形成差异化竞争。
这是在产品端的视角。
另一种情形是在产业链上的视角。在产业链的下游，行业集中度一定会上升，且会形成一些大的品牌；在产业链的其他环节，各个地区会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承担产业的生产任务，以此分享产业的利润。地方产业也会根据资源禀赋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结构。
这么做的目的在于避免对外贸易中自我压价，在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避免低层次重复建设和同质竞争。
举几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
我国钢铁企业在国外购买铁矿石时，只能面对“铁矿三巨头”——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以及英国力拓集团。国外的铁矿出口行业高度集中，这样他们也能高度抱团，明明我们是全球最大的买家，然而却很少能以较优惠的价格进口矿石。
而我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稀土储备国,最大的稀土开采国以及最大的稀土出口国，也就是说我们明明是全球最大的卖家，却因为国内稀土企业各自为政，在稀土出口上自己人打起了价格战，导致这一珍惜资源在早些年以白菜价出口了。
稀土开采非常破坏环境，卖的却非常便宜
同理在疫情期间，我国出口大增，但是很多企业只是挣了个辛苦钱。为什么？也是因为自己人在和自己人打价格战。但当我们面对国外的产品时，人家龙头企业联合起来作高价，当年日韩联合我国的台湾省做高面板价格就是反例。
所以自己互相杀价、互相打压的地方企业真的就能给当地人带来收入的增加吗？关起门搞“自我小循环”的地方就能给当地百姓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吗？
还是以稀土为例，当地中小企业是更多掌握在地头蛇手中还是普通人手中？这种中小企业是不是更容易官商勾结？
如果这类中小企业倒闭了，并不是这个地方就不再挖稀土了，我们的龙头企业也会在这设立子公司继续生产，而能在国际上卖的起价，公司利润更多，发的工资也会更多，这样是不是老百姓更受益？
建设大市场，不仅仅是在国内重新分配利益，也是为了我们国家在国际上能重新分配利益。
初衷是好的，但执行能不能很好落地是一回事，在执行的过程中，如何保障受损人群的利益又是一回事。
改革的目的是造福百姓，只希望在执行的过程少一点“再苦一苦百姓”的事情发生。
时代的大浪袭来，希望你我一切安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