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高规格的马戛尔尼使团，作为英王首次对中国出使，虽然乾隆大寿是去年的事，，但还是以祝寿之名来到中国。这是东西方两个最大国家首次官方交流，特使做足了准备。听耶稣会士的介绍中国重视历法，因此选择了天文学和机械学的最佳结合产品天体运行仪，这个仪器代表了整个宇宙，它能够准确地模仿太阳系天体的各种运动，如月球绕地球的运行、太阳的轨道、带4颗卫星的木星、带光圈及卫星的土星等。另外，还有一个地球仪，上面标有各大洲、海洋和岛屿，可以看到各国的国土、首都以及大的山脉，并画出了所有这些远航的航海路线，还有如蒸气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等，以为准会让中国大皇帝感到惊奇而高兴的。那边已经是后牛顿时代，科学深入生活，这些玩意已经很普及了。
还作为武力展示，英王还特意赠送了当时英国规模最大并装备有110门大口径火炮的“君主号”战舰模型，以及榴弹炮、迫击炮以及手提武器。
但乾隆不是彼得大帝，对这些奇技淫巧一点都不感兴趣。
马戛尔尼
此行真正让马团长恼火的是，和清国官员来来回回争执的都是前置的礼仪上，是三跪九叩还是一膝一跪，实质问题谈都没机会谈。当乾隆看到国书，书面列举各项请求，如浙江、天津等处通商，京城设立货行，给予舟山小岛堆货，另拨广州地方一处居住，减免广州、澳门往来各税，明定海关税则等等要求。看到英使居然有那么事，并非专为贺寿，决定要他早日离去。马戛尔尼原想找那个管事的官员好好谈谈正事，但完全不得其门。
当时世界上东西最大的两个大国的国家级别的交往就这么无功而返，但马戛尔尼之后表现出一个殖民主义侵略者的专业能力。
离开北京时已经发现帝国的软肋并在谋划用武力达到他的出使任务了，离开北京后以游览之名沿京杭运河南下，一路记录了军事要点，比如镇江作为长江和大运河的交接点，他居然能看出这是清帝国的漕运财政七寸，40多年后鸦片战争，英军直接就取镇江，朝廷不得不座到谈判桌来。
出使目的最后通过另一种方式达到了，1840年的《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等内容，就是这个前英国特使马嘎尔尼来华提出的要求。
有英国学者说，乾隆对马戛尔尼是有警觉的，看了礼物中的舰船武器后，让沿海加强布防，以防海上进攻。其实我说这学者是用现代思维去看待这个皇帝，乾隆是一个自负的皇帝，根本就不在乎你。
乾隆对马戛尔尼是有敌意的，但这个敌意不在军事上，而是认为海洋贸易会侵蚀他的帝国。
而1793年，是皇帝最自负的那一年。
● 起 ●
我们不会想到，乾隆和华盛顿是同一代人。1793是什么年份？那是工业革命的年代，珍妮纺纱机、瓦特蒸汽机都已经也发明20年了。美国已经独立，法国大革命，那是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富兰克林、杰弗逊、狄更斯、巴尔扎克、伏尔泰、卢梭的年代。
世界一头的人类已经步入了新纪元，而另一头却似乎是两个世界。
在1793年的前一年，八十二岁的皇上刚给一生做了个回顾，写了一篇《十全记》，得意地说自己完成了“十全武功”。
哪“十全武功“？两次大小金川、两次准噶尔之战、南疆大小和卓叛乱、清缅战争、台湾林爽文叛乱、安南之役、两次廓尔喀。
嘉庆在乾隆死后下的上谕中说：“我皇考临御六十年，天威远震，武功十全。” 可见是厉害了我的帝。
康雍乾盛世到了那一年是鼎盛期。
说是盛世，也不为过。但这盛世有何而来。维系一个朝廷最重要的是财政，其他都是微不足道。每一个朝代的崩溃都是因为财政系统的崩溃，无一例外。十全武功因为有充裕的财政支撑。
乾隆时期正当清朝的极盛时期，每年的财政收入大约为五千万两左右，可以有三五百万两的盈余。
并且人口大量增加，乾隆六年（1741）达到了1.4亿，到乾隆六十年（1795）达到了近三亿。
虽然雍正摊丁入亩取消了人头税，但从汉武帝传下来的盐铁专卖制度，作为固定消费的盐，一直占20%-50%的财政收入。这个变相人头税让乾隆享受了当年中国最大的人口红利。
参见《被人口红利断送的大清江山》
另一块财政收入是由官方垄断的茶叶出口贸易，后面文中会提到。
常说乾隆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个盛世，但我们看到的所谓盛世，和一千年前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和两千年前的文景之治有什么区别吗？如果看不懂这一点，整个中国史就是无聊的诸姓朝代周而复始。
很多朋友在后台问我学中国历史是不是应该系统看《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我一般都回：《史记》可看看，其他就不必了，有关中国历史的知识点，少儿版《上下五千年》足矣。
如果没有经济学财政学知识做基础，只按儒家史官的叙事，24史不过只是一部长篇评书。
鲁迅在回答青年必读书里说，中国的书一部都不要读。读书半生，越来越觉得有道理。
读懂中国史，最应该读的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 承 ●
在儒家的叙事中，君王的德行是朝代兴亡的要件，整部《通鉴》讲的就是这道理，也是正统官方史观。平心而论，清国皇帝的德行都是相当不错的，勤勉节制，比起明朝的皇帝那个放纵，要好上千倍。弘历很自然把这个盛世归因到自己的德行完备。
每一次帝王自认为自己是道德模范时候，多半是百姓遭殃的开始。
建立并维系一个财政系统，首先是一个技术问题，然后才是一个政治或者说德行问题。
技术问题首先要看得懂，桑弘羊看得懂，张居正看得懂，但乾隆朝廷，还真没人看懂。
有个故事我经常讲。
二战时期，在太平洋某小岛的美军基地，每周有飞机来空投物资。大兵们把剩余的分给当地土著村民。
村民看着奇怪，怎么塔台上有人拿着旗子挥动几下 ，就有大鸟飞来投食？于是形成了一套世界观，村里也没人去采集渔猎了。
战争结束大兵撤走，村民觉得很奇怪，怎么没大鸟送东西来了，也让村里小伙子上去塔台挥旗，结果当然挥不来大鸟，于是开始相互指责，一说旗杆短了，一说手势错了等等。
这是一种归因错误。
乾隆朝廷，几大因素叠加成就了盛世，大多数是外部因素。1. 美洲的白银输入充沛，完成清国至关重要的经济闭环。中国历朝都面临通货短缺的困扰，本土的铜开采尽了之后，依赖输入的白银成了主要通货，乾隆时期墨西哥白银供给充沛，是经济增长的基础保障。2. 英国和西方国家工业革命，整体收入上升，产生了一个中产阶级，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
茶叶在欧洲一直属于奢侈品，但工业革命后，消费下沉，出口量成几何级数剧增。清国在乾隆时期还能垄断全球茶叶供应，为清国获得大量财富。参见《这一片叶子》
3. 墨西哥玉米红薯输入，使中国山地都能养活人口，人口暴涨。有了盐税财政红利。
4. 雍正年间摊丁入亩税制改革，地方政府以土地面积征税而不以人头征税，从而放松了人口流动限制，解放了人口，使江南获得大量劳动力，得以完成江南的产业集聚。
所以说乾隆红利，人口红利也好，白银红利也好，都是大航海时代的全球一体化红利。
女真人入主中原，对海洋完全没有认识。
作为满人身份接盘的中华帝国体制，对于汉文明这种高阶文化的情绪是复杂的，既崇拜又不尊重。虽然聪明学习能力强，但骨子里的自卑，又会表现出自负和掌控欲，在汝窑上刻字，在古画上乱涂。
这种感觉比较好的比方就是弄堂里的小混混突然搞上了女神。
汉文明是乾隆认知的天花板，自以为从传统中找到文化的源头，编四库全书，并要从周礼上构建伟大的梦想，一度还想恢复井田制。
海洋文明的商业性，让他不安，想用上古的荣光能对抗海洋。
洪武皇帝永乐皇帝对待海洋，还有主动探寻的勇气，而乾隆是用意识形态去抗拒。
抗拒回路在于加强管控，管控海洋贸易，管控江南经济，管控所有不安定的思想因素。
一度充裕的财政，使他有了管控的能力和自信。而且管控并加强征收在某种程度上又增加了财政收入，使得他对此愈发自负。
人生最大的认知错误，莫过于把运气归因为能力。更大的错误，是把这个上升到价值观的高度。
乾隆践行着“周礼”盛世的道路，认为自己是中华帝国历史上的君王楷模。其实这时候中华帝国的制度价值早已不存，否则怎会输给八旗？参见 南明，帝国的制度死局
乾隆朝后期，皇上已经形成了一个能自洽的闭环，以儒家乌托邦盛世作为模板，建立了一个对社会的全面管控的封闭的警察国家。然而对这个国家提供支撑的，却是外部性的开放的全球化市场。
这是一个多么奇怪的逻辑。
● 转 ●
任何一种封闭状态都不会有文明诞生和发展。文明诞生在于人类与陌生人的交流，而经济的发展在于相互的贸易。文明是怎么诞生的，有这么个故事。
甲来自A村，乙来自B村，A村口有个大树，所以A村的人都认为万物是大树神创造的，B村口有块大石头，所以B村的人都认为万物是石头神创造的。甲乙遇到了要做买卖，但聊到谁创造到万物争论了起来，谁也说服不了谁，争论得都很生气，但又因为两人要做买卖不能闹掰。但A是个会思考的人，在想为什么会讲得不一样，想巴想巴想明白了，原来大树和石头都连着大地，都是大地神的化身，世间万物原来都是大地神创造的。
于是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B，B很佩服他，他们愉快地做买卖，既发展了AB村的经济，也创造了文明。
对中华文明的理解，一直都是在强调它的农耕文明特征和集权专制特征，但这是明清两朝给我们印象。
所有的文明都是商业的，有交易才会有分工，才会有生产力的提高。交易的节点，就是文明的中心。从来不存在所谓的农耕文明，如果一定说要有，只存在人类驯化野生稻那个时期。
之前写过《江南为何格格不入》，讲了上古中国的两大贸易圈，定性了夏周和商的两种文明形态。
在当时航海技术还不够，良渚后期东圈又受到海洋侵蚀，西圈由陆上与小亚细亚两河流域进行交流，引入青铜技术，取得军事上的绝对优势。
而后西边这条贸易线一直是华夏主要商业线路，所以长安一直是中国的商业和文化中心，也自然成为政治中心。
中华第一帝国的秦汉魏晋，第二帝国的唐，都是以西线为主贸易线路。
到了宋，开始发生变化，航海技术的发展，海洋越来越重要，到了南宋时期，海洋已经成为贸易的主通道。
忽必烈之所以定国号为元，是有用意的，他清楚蒙古帝国开创了一个全球贸易新时代，看似占的是欧亚大陆，实则是个海洋帝国。
明和清在这一点上都继承了元的海洋性。
唐宋元明清这么一路过来，感觉都是那么相同的长朝代周而复始也没什么区别。可以关注一个细节，在元之前，中国的长王朝都是从一个乱纷纷的分裂时期长出来的，一定会有一个分裂时期，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而从元代开始，朝代的更替很直接，直接以明取代元、清取代明。唐和汉都是慢慢碎掉的，元明清是直接崩掉的。王朝统一的目的都是整合贸易线，而不是去收高成本的农业税。
元代之前，欧亚大陆丝绸之路为贸易线时期，大陆性的西线贸易，节点分散，各路军阀都能占据一块，整合难度大所以碎掉拼起来不容易。
蒙古帝国整合出一条海洋贸易线，海洋贸易特点大开大合，只要控制几个港口，就能控制整个国家财政。中国历史到这里有个这样的转折点。
这是一个文明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人类如果不是那么自作聪明，那整个文明进化是平顺的，但人类总会有一套被称之为“意识形态“的东西，这玩意大多数场景下都是拖后腿。商业的本质是和陌生人打交道，和未知世界打交道，和不确定性打交道，于是所有能流传下来的宗教和伦理，都是为了让人克服对这种陌生世界的恐惧感。无论是儒家最核心的概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之仁”，还是佛教的“众生平等”，都是在商业世界的伦理通行证，原理就是之前“大地神”的概念，要找出交易双方都认可的共识点。
所有的伦理系统在寻找共识的同时，也需要有排他性的内容，就如A村的甲不希望B村的人和住在海岛上的C村做生意，于是就说C村不是大地神管的地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这种排他性往往会演变成一种局限性。
先进的必须是普世的。
中华文明总体上是一种描述西线欧亚贸易线丝绸之路的文明，糅合农耕时代的印记。而对海洋有太多的不适应，海洋有更多让人不安的地方。
继承元统的洪武皇帝对海洋是有认知的，但他继承的只是蒙古帝国贸易体系的一部分，海洋的那一头，是陌生的。
比海洋更不安的是在和张士诚的战争中，形成的对江南士人的不信任，所以他发明了一套“朝贡体制“，希望把这条贸易线集中控制自己手里，永乐帝完整了这套体制，郑和下西洋，将举国体制推倒高峰。
这段可以参看《朝贡体制的破产》
举国体制最大的问题是，看上去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但缺乏持续发展能力和纠错能力，在15世纪海洋的两头，东西方展开的贸易线争夺战中，代表集权制度的“朝贡体制“在散兵游勇的自由经济体制面前完败。
商业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举国体制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行不通，特别是有理论支撑的举国体制更行不通。
当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麦哲伦贯通的全球后，大明帝国只能安安心心做一个生产国，逐步丧失了对海洋的主动权。
● 合 ●
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哈耶克也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社会演化中，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如果哪一天发现自己不容于世界，是要去世界寻找答案，而不是去传统中寻找答案。
一定要以传统为理由拒绝世界，将会既不容于世界，又不容于传统。
照理说，当时英国是清国产品最大的海外买家，怎么也算是甲方，给个面子也得聊几句吧，但乾隆的表现出不只是不在乎，更是带有敌意地看待这件事。
既归因错误，又一意孤行。
乾隆一手和外部世界切割，只留广州十三行“一口通商”，一手加强内部的管控。一生都在致力于消灭帝国的不稳定因素，带来帝国经济繁荣的海上贸易在他眼中成了帝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不仅主动切断帝国的财源，又不断消耗财政储备。十大武功中，大多数是主动挑起的管控手段。代价是清帝国所无法承受的。
第一次平定大小金川花了两千余万两，平定准噶尔和南疆花了三千三百余万两，清缅战争花了九百余万两，第二次平定大小金川花了七千余万两，台湾之役花了八百余万两，廓尔喀之役花了1052万两，已经超过了一亿五千一百多万两。
而实际的效果离自吹的武功十万八千里，安南是完败，清军统帅狼狈逃归，提督战死，全军溃败。二征廓尔喀时，不但清军死伤甚众，连统帅福康安也差点死于敌军刀下。
如果说乾隆年间国力下降还未必看得清楚，那执政的几十年中，军力迅速下滑是非常明显的，大小金川，不过一个县城范围，死伤七万才打下来。
曾经驰骋中国的八旗兵已经完全不能打。
民众终为皇上的自负承担代价。这个代价是200年的落后、贫穷、战乱！
马戛尔尼说：“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
马戛尔尼记录了一个有趣的片段。乾隆为英使来访专门编了出昆剧，剧名《四海升平》。戏开场便说英吉利来朝贡，路途比越南更遥远，“今当进表赐宴之期，隆典特开”。马戛尔尼方面对这次观剧有详细的记载，他们不明白这些戏的内容，看到许多海上、陆地的珍奇物产和动物，他们认为这是一出关于大地与海洋联姻的戏。
估计他一直在琢磨皇帝要对他说什么？
其实不用这么费劲，皇上没话和他说。这部戏是他手下的官员排给皇上看的，没使团什么事。
这是内宣，不是外宣，甚至连内宣都不是。
整个官僚体系只对皇上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