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 12月 6, 2023

江南,为何总格格不入

“江南主题”是老罗公号的重要话题,不知为何今年突然成了一个官方热点,不仅各博物馆策划了种种江南主题展,那些从来不看的媒体都刊出连续专题。在历史上,与各王朝而言,江南一直是一个奇怪的存在,照理说山温水暖,人杰地灵,是最可依仗的天子财库,但每每总和朝廷显得格格不入。

电视剧里,朱元璋说了一句话,“我和李善长、蓝英这些人,都可以是交心兄弟,但和刘基这些江南人士,总像是水隔了油一样,不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

江南,为何总格格不入

明清两个帝国,有出奇的相似处。帝国初期,创建者都会设计出一套既能攫取又能压制的方案,让江南能安心做好财库而不做其他之想。如朱元璋朱棣,如康雍乾,文韬武略有为之君,手段都是重税、海禁、管制士族。但帝国经过两代运营后,无一例外都开始陷入财务困境。

而后至帝国中期,有中兴之主,依然从江南着手,释放对其管制,给江南以自由,一时间活力迸发,经济增长国库丰盈百姓富足,明的苏州、清的上海,帝国显示出不一样的重生之态。此时如隆庆万历、如同治光绪,无一例外都是垂拱而治、重臣辅佐。

然后好景不长,中央地方权力失衡,太阿有倒持迹象。少年天子想做千古一帝大事业,权力重回中央,开始上下折腾。不出意外,帝国突然陷入内忧外患,没多少年就搞崩盘了。如崇祯、如戊戌年的光绪。

两大帝国,画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圈。

历史总是不争气地循环往复,明清帝国如此,汉唐宋元何尝不是。这似乎是这块土地上的一个魔咒。

一条京杭大运河,牵扯了的两头,似乎有更复杂的连接和隐秘关系。

对这两头的解读,就应该是破解中国历史种种谜团的钥匙。

江南,为何总格格不入

 

 

我们现在看待江南和京城的关系是南北关系,但在中国历史的地图上,更长时间体现为东西关系。一是现在以北京视角看起来是南北关系,但更久远的年代里是长安视角的东西关系。另一方面,辽宋以前,气候温暖,南和北农业差异并没有后来那么大,而东和西是完全不同的农业特征。

这种东西关系似乎贯穿了中华帝国的整个形成过程。

傅斯年说:“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

如果把历史更往前推,追溯到文明的早期。“在夏、商、周三代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

傅斯年通过文献考证,将上古文明区划为“夷夏东西”,所谓“东西”的地理标志就是太行山,太行山以东属于夷的文化区,太行山以西属于夏的文化区。近些年的考古学研究,都证明了这两个文化区的独立性。

江南,为何总格格不入

著名的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的距今约5300年的玉版。这块玉版藏于一件玉龟之中,内外有四重图像,最中心是一个指向四方的八角图形,“洛书”的原型。冯时指出,与这块玉版图案相似的考古材料的出土地点,都在太行山以东,北至辽河下游,向南到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而太行山以西至今未见一件。

从这些考古学和文献学的证据,再回顾傅斯年先生早年提出的“夷夏东西说”,很多线索可以得到互证。在太行山以东,上古文明时应属夷文化区,而在太行山以西应该就是夏文化区。从东北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分布的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等,被称为“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其文化面貌与西部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原始文化有着极大不同,而这正是“夷”文化的母体。

新石器时期中国八大文化圈,可归纳为东部以龙山文化为代表的夷,和西部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夏。

从一个族群的角度来说,华夏族势力的扩张,夷族遭受不断挤压。这个挤压史贯穿数千年,到宋元以后最终偏守一隅,落脚于西南的川、滇、黔、桂等地各少数民族。彝族文化中还保留了大量上古夷族的信息。

江南,为何总格格不入

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的龙山晚期陶片,上边镌刻有11个文字符号,1994年,冯时发表《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用古彝文释读出这11个字符

 

  承学者大多会从文化遗存角度去看世界史,但帝国是跨越文化的,形成真正因素中,文化只是一小部分,更多因素是当时的税收和贸易模式。

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

地理环境比人种族群更能塑造社会组织形态。

而太行山为界的夷夏东西分界线两边是不同的税收模式和贸易方向。于是虽然古夷族退出中华主流,而夷文化被吸入华夏文化主体,但是太行东西两边始终不同的经济税收模式和贸易方向,决定了之后的中华帝国各朝各代,都具有大陆和海洋(夏和夷)的双重性。而这两种力量的牵扯,决定了各朝内部的走向,在外表现的就是一次次的循环往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所以有“夷夏东西”,因为太行山以东是稻作区,以西是粟黍区,作物不同,生产方式不同,社会组织不同,于是有了不同的文化图式。

稻作区的生产作业模式,是以小家庭为单位,这和粟黍区有很大区别。在良渚文化区的村落遗址中,发现埋葬亲人的墓地都在自家宅子边上。

且不说“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描述是不是正确,井田制是不是存在,至少在中华稻作区是不成立的。

到现在的江南,都有这种相对自由的空气,小家庭的边界感强烈,说是夷文化遗存有点扯太远,但肯定和稻作区的生产方式分不开。

因为这种生产模式,村落的组织防御,税收方式都有大的不同。

在公元前3000年前,稻作区这个半月形地带要比现在饱满得多。海平面比现在低,渤海和黄海基本都是陆地,东海大陆架也有一多半是陆地。东部各文化区的沟通是便捷的。公元前3000年的大洪水时代,海平面上升,大大侵削了稻作区的地盘。

而大禹治水的传说,明显也是这一时期发生在粟黍区的故事,两大区于是此消彼长,夏得以首先成长为王朝国家。

江南,为何总格格不入

夏一改早期的和平主旋律,墓葬中已呈现暴力。图为陶寺墓葬中发现的女尸,颈部被折断,阴部被插牛角以表示绝嗣。君子如玉的时代,被野蛮青铜时代所代替。

不仅要看生产方式,还要看朋友圈,这才是“内外双循环”。任何一个王朝都不可能建立在纯粹的农业社会上。

自给自足内循环的农业社会,负担不了王朝的制度成本。王朝的建立也是一项投资,农业税征收成本之高,供养半径难以超过百里,纯农业社会没有建立王朝的兴趣和动力。

王朝的财政基础在于贸易。对贸易节点的控制,才有动用资源去建立王朝的价值。贸易收入入皇家內苑,作为财政的重要部分,成为皇权的基础。

而“夷夏东西”却是两个贸易方向,夏是陆路往西,夷是海路往东。这两个贸易方向上的成本和外部环境,决定了往后各王朝内部的兴衰乱治。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夏以前,传说中尧舜时代,是通过建立良渚大城这种祭祀中心控制贸易。

夏在西路贸易中,从两河流域引入了青铜冶炼技术,于是对贸易节点的争夺中,开始使用了战争手段。

二里头和陶寺文化都能证明夏的存在,但夏是不是能被称为一个王朝国家,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但我看来这只是一个贸易规模问题。

王朝与否,不在于领土,而在于所控制的贸易线路的半径大小。

我们在战国时期建立律令制度之前,很长时间都是城郭国家时期。只有使用文官通过律令管理领土,领土才有税收价值,才有领土国家概念。

欧洲很长时间内,都是城郭国家,罗马始终是个城,布匿战争和迦太基人争夺的也是对贸易的控制权而不是土地。

夏的贸易控制半径还缺乏考古依据,但之后的商,却是实实在在的贸易城郭国家。

商王朝畿外统治,很明显是一种贸易据点,湖北盘龙城铜矿遗址、济南大辛庄遗址、江西吴城遗址、新干县遗址、甚至四川的三星堆遗址,都有属于商王朝特征的青铜彝器。接受一种文化很大意义上是一种臣服姿态。

商文化承接的是山东的龙山文化,属于夷文化系统。商的文化圈范围,更多是往东往南,甚至大洋对岸美洲大陆,似乎都有类似殷商人的痕迹。这和夏周往西的影响力很不相同。也证明了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

                                           转

 

 

江南,为何总格格不入

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出,太行山东西地貌有很大差别。无论是洛阳还是北京,都是地处夷夏区的交叉点上

自中华进入王朝时期,所有的政治和战争简而言之就是两大贸易系统对主控权的争夺。这种争夺就体现在对中原(河南)的逐鹿上。以郑州、洛阳周围为核心,是两大贸易圈的交叉点。在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亚、欧洲等西路沿线国家的兴起,使西路贸易占据绝对优势,在这个一千年时间里,都是占长安而取天下。

直到宋代,全球范围的造船技术进步,海上贸易成本优势显现,世界一步步进入大航海时代,贸易东线又开始显示力量。

《礼记·表记》中说:“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礼。”

夏人奉的是尊尊亲亲,商人是敬事鬼神,周人和夏一脉相承。

自孔子梦见周公,尊亲事礼西线文化成为中华文化主脉,殷商文化的文化基因成了要打击的异类。中华文化一直都是以西(北)为道统。

武王伐纣,周公把商文化印记尽可能抹去。在《周易》之前有《连山》《归藏》,《归藏》就是商王朝的文化总纲,现在痕迹不存,比焚书坑儒还绝。

《周易》虽然超期服役,但道统一致,两千年也无需再改版。至少在宋元以前,西线贸易圈还代表了先进生产力。

与殷商东线贸易圈最一致的,应为赵宋,而宋之国号恰为周武王分封殷商后裔的封地,不知赵匡胤立国是否也知道“夷夏东西”说。

两大贸易圈的故事,应该是每个太子继位前老皇帝单独讲的课。

合并两大贸易圈,是建立统一王朝的意义,否则不够王朝的制度成本。

自长安取天下的王朝,依靠西线贸易圈伙伴取天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控制东线贸易。

必须要做两件事,一建都洛阳,控制山东(太行山以东)门阀士族,二东征高丽,控制海上航线。

这两件事难度都很大,搞不好就翻船,基本没搞好的。如隋炀帝、如武则天。

小时看演义小说,每次看到建都洛阳,总要摇头,预感就长不了。并不是简单四战之地,易攻难守,而是两大贸易圈始终水火不容。平衡点上,总是摇摇欲坠。

蒙古是世界帝国,超出夷夏范畴,但依然可以用两大贸易圈去理解。蒙古取云南后而进入东南亚,控制了海上贸易,它已经完成了海陆贸易圈的合并。泉州蒲家的倒戈,赵宋的灭亡是早晚的事。

 

 

我们常说儒家学说有保守的一面,其实他还是他,只是世界变了。在赵宋以前,儒家治国体系代表的西线朋友圈,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此消彼长,航海技术的发展使东西力量发生了根本转折。

赵宋也很纠结,自己虽然身处先进生产力东线这一边,但治国理念却是站在陈旧的西线。本来百姓安康人民幸福,南宋朝野大家日子都好好的,但就是理宗皇上心里这道坎过不去,抬出朱熹“存天理灭人欲”,通过思想建设来维护皇室的合法性,原本就错配的意识形态,不强调还好,一捡起来就连续昏招,端平更化,联蒙灭金,没几年把赵宋搞垮了。

也不能怪他折腾,按当时局面,不加强意识形态,皇权合法性要出问题。

回来再说文章开头的明清两大帝国。明清时期世界已经进入大航海时代,海上贸易线价值已经远远超过西线。先进生产力在东边。

朱元璋灭张士诚,控制海上东线后,蒙元基本上自动退出了,北伐并没打多大的仗。

崇祯诛袁崇焕,丢了辽东半岛,实际上东线海上贸易给丢了。清军入关,看似由北而南,实质由东而西。崇祯这种野路子就位,学的是儒家文官教育,完全不懂帝王战略。

朱元璋得天下后,期间政策有反复,最后和顺治一样,虽然依靠东线起家,意识形态还是当年周公孔子西线贸易圈基础上的老套路,搞不出新的上层建筑。于是采用以夏制夷的方式,牺牲发展、并通过降低制度成本去平衡王朝开支。节俭、反贪、酷吏治国。

专门写过一篇《朝贡体制的破产》。朱元璋得天下时,定都金陵在行动上是拥抱东线贸易圈,但一定要用西线意识形态加一个“朝贡体系”的帽子。没几年,自己都看不下去了,于是就“胡惟庸案“杀了一万多人后,准备迁都长安放弃东线,但长安太破败,于是就想在凤阳建都。城里套路多,我想回乡下。

朱棣定都北京,扩大版的“朝贡体制“就是落实其父亲的“以夏治夷“,这种国策方略,一开始就是错的,以牺牲发展而去维稳,肯定走不远,于是没几代就陷入极端保守闭塞,朝野死水一潭,财政难以为继,内外危机四伏。

江南,为何总格格不入

“以北制南”是朱棣的创新,用完成父亲的事业,来证明自己是最合法的继承人。

中兴之主,只要放松管制,重新回抱东线海洋贸易圈,帝国立刻焕发活力。但这种活力毕竟违背了立国之本,为帝国原教旨主义者所不容。

中兴之主大多是不理朝政的昏君,贸易本身就有生长性,只要不去阻断发展,肯定就民富国强。就怕有为之君来一折腾,帝国就开始失衡了。

江南,在明清帝国的版图上,始终都是东线贸易圈的代表,所以呈现出王朝对其说不出来的别扭感。

衍生阅读:

《朝贡体制的破产

这次,皇上和江南大族和解了

前一篇文章
下一篇文章

相关文章

财保研习社高端交流群

spot_img

热 门 文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