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尽了洪荒之力的董其昌展后，上博近期的展似乎都是专业展，不够网红，展厅也终于不再拥挤，最近看了《十五世纪中期景德镇瓷器展》和《货币史中的白银》，倒是贯连了一直以来关于朝贡体制的一些逻辑，趁新鲜赶紧写一篇。
瓷器界有个“空白期”，指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之前的永乐宣德，之后的成化，都是拍卖会宠儿藏家最爱，但这个15世纪中期的兄弟互换的三朝官窑无款识，难以断代，长期以来都说不清这一时期烧造的产品，索性陶瓷史家称这一段为“空白期”或“黑暗期”。明明只是自己讲不清，却让人以为这一段时间东西差。
正统皇帝明英宗遭“土木堡之变”被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意味着洪武永乐帝的国策——朝贡体制彻底破产。
这一个时期讲不清是有道理的，这是帝国财政、经济到军事的大动荡时期，内部外部都发生剧烈的变化，延伸到社会组织、生产方式的变化。
陶瓷史上留下这么一个“空白期”，似乎应该沿着这条线索摸上去。
朝贡体制，一般会被解释为一直对外的政治礼仪，特别是在马嘎尔尼觐见乾隆之后，在西方话语中，沦为一种封闭的自我yy的官方仪式，罔顾交易对手，官僚化的对世界的可笑认知。如果其中还有一些贸易，那也都是带有赏赐性质的薄来厚往。纯粹是为了大皇帝的面子工程。
这么理解也对，因为朝贡体制的制度缺陷必然会沦为大皇帝的面子工程，满清所继承的朝贡体制只是政治礼仪，不过，这个制度的设计初心可是一个宏伟精巧的世界新贸易秩序。
朱元璋是一个有理想的皇帝，他在蒙元的残体上一步步拼杀上来，构建出对未来万世基业的框架，这个框架的最重要板块就是朝贡体制。他的儿子永乐帝朱棣同样雄才大略，接受了父亲的遗志，将朝贡体制的实验在中国当时能到达的势力范围内推到极致，留下足以证明其好大喜功的政治遗产。
这是一场最终破产的乌托邦实践。
引
讲朝贡体制，需要有些毁三观的历史铺垫，好在老罗的读者们已经习惯这种颠覆。
话说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这种分与合在东周到五代十国这1千5百多年时间里，有两个极为类似的循环，都是经历一个分裂混战年代，其中有一个大英雄横空出世，打败所有对手一统天下，而后就是秦汉和隋唐两个大帝国时代。
但是这个循环逻辑到了宋，却总感到别扭，把它归入如汉唐一般的帝国，却感觉总是弱了许多，不仅没能统一大业，甚至感觉大宋皇帝连统一的意愿都没有，把它归入与分裂混战的朝代，它好歹也是一个历经好几百年辉煌的长朝代。辽宋金西夏那段，是算合还是算分？
那几百年肯定有一种平衡关系，是哪种不同于原有中华帝国模式的变量出现了？
而后的元明清更是彻底把这个逻辑打乱了，中华帝国好像再也不是分分合合那种循环模式。
滚滚长江东逝水，兴亡规律作何解？
在前一篇文章《合法性的焦虑》中，老罗说到，从北魏到隋唐虽然是胡人执政，但和秦汉一样，都是典型的中华帝国的体制。我们可以很有信心地谈北魏孝文帝的汉化，但说到蒙元以及之前的辽金汉化的时候，就有点心虚了。
秦汉是中华第一帝国，隋唐是中华第二帝国，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大胆的假说，从辽宋开始，原有的中华帝国的模式就不再存在，而后的蒙元，开创了一种新的帝国模式，被明清所继承。
这一种变化，来自于世界的变化。
唐代初步建立的跨欧亚的丝绸之路贸易线，如同500年后的大航海时代一样，把沿线的各个国家部落一步步带人了贸易时代。世界经过2、3百年的演化，开始进入了“商品经济”的时代。
有了交换，“生产力”才有了意义。
但看似一点点“生产力”的距离，在”商品经济“时代却让中国分裂成两大板块。
也不知怎么回事，在江南开发以后，南方中国的生产能力，无论是吃的用的，都高于北方。这种差距在农耕时代，并没有什么关系，自己用自己生产的，无非就是同样大小土地养活的人口多少问题。但到了贸易时代，这个就要命了，北方中国发现自己样样不如南方，不能生产任何东西和南方中国进行交换，只能花钱买南方生产的商品，但问题是钱从哪里来呢？当时可供贸易的商品并不多，亚当斯密的“比较优势”还起不到作用，长时间的贸易逆差不可能存在。怎么办？
必须要通过转移支付来达到平衡。
于是当时的南北中国就形成这样这样一种奇怪的、体现在外交上的转移支付关系，宋辽“澶渊之盟”约为兄弟之邦，宋向辽纳岁币；西夏向宋称臣，宋给西夏岁币。然后这岁币接下来干嘛呢？还是通过向宋买商品流回宋朝。
但这凭什么呢，你北方中国都是黑社会吗？
也不尽然，辽当时世界格局上的作用相当大，它继承和发展了唐初创的丝绸之路贸易线，主要是那条“草原丝绸之路”，保证商路的畅通和安全，贸易的顺畅。大宋的生产力，才能源源不断向中亚和欧洲输出。
当时的北方中国干的就是收买路钱的活，所以才有大辽五京和四时捺钵，为方便客户交款，行政中心都可以移动。所以北方民族和宋之间的战争，都是打打停停，以和平为主，因为战争的主题是“贸易逆差的补贴”。但北方民族之间的战争可是毫不留情，一上来就是灭国战，大家干同样的收买路钱的活，有你就没我。
我没为秦桧翻案的意思，但在前面说的这个框架下，重新审视一下宋金关系，假设朱仙镇大捷后，岳飞直捣黄龙，灭了金国，北方失去了一个有控制力的政权，散为各个游牧部落，靖康耻是雪了，但这对大宋的产品出口可是大大不利。
南方中国和北方中国分工合作，一个做产品，一个做渠道，有矛盾，但还是一体的。因为是平衡态，所以共存了数百年，双方都没有灭掉对方的兴趣。时代已经变了，金戈铁马，封狼居胥，只是稼轩梦里情怀。
只有永远的生意，没有永远的敌人，这话不仅是宋高宗皇上想说的，也是普通老百姓想说的。
从来就没有单纯以占领对方土地为目的的战争，在商业时代更是没有意义的。
产品经理不安分，要开拓新渠道。
虹桥火车站到和二号航站楼的通道有一个很寂寞的展览，就几个简陋的破看板，还把人拦着不能凑近看，灯光也不好。内容是南海一号和南宋的航海技术，其中有个“牵星术”，很有意思，应该是从阿拉伯人这里学来的。
南宋开始，有了新的通道——大海。航海技术的发展，中国船能跨越变幻莫测的东海和南海之后，产品经理有了新的销售渠道和市场。南方的经济体掌握了海上通路，北方就毫无价值。此消彼长，此时的金国就显得越来越弱。
海洋新时代到来了。
新的帝国模式逐渐孕育而生。
北方草原上的蒙古帝国，看似和辽金一样的内陆草原民族，实际是是一个海洋帝国。向西扩展的过程中，对阿拉伯世界的征服，控制小亚细亚变身一个海洋帝国。
古需要对南宋要发动灭国战，因为南宋一天在外面，海上航路就一天不闭环。
蒙元有必须要打通东西环路的需求，南宋这时候才发现这个北方对手和之前的完颜氏还不一样，没有谈判的空间。
蒙古以云南为主要占领目标，可以直接进发东南亚，控制南洋，于是四川成为其攻击点。蒙哥命丧钓鱼城，只是稍延缓了蒙古的步伐。蒙元在攻克南宋后，建立了贯穿东西的海上贸易通道。
通路有了，更重要的是建立了在这条通道上的血液——白银本位货币。
贸易通路、交易产品、本位货币，三者之上的蒙古帝国，是新的世界秩序的建立者。
忽必烈自信地认识到自己的家族构建了新的国家形态，自称国号为元。这已经全然不是中华帝国的形式了，没有封国、没有禅让。这种建立在贸易财政上的中央政府，对其执政能力有超乎前代的自信心，把传统的神神道道的仪式放一边。上月在大同上现场课，看到当地造了一个明堂，丑到古人造不出来。明堂是皇帝搞神秘活动的场所，表示只有他才有权和上天直接沟通，之前每个皇帝都要花大力气建，但到了元以后，皇上就再也不屑于造了，搞个天坛就OK了。
元帝国为何称呼自己为元？就如拓跋氏改姓第一个想到的姓就是元。开天辟地一个新世界。
因为明清史对我们影响甚大，错觉以为中国天生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但汉有、唐有藩镇，那时中央并没有我们认为的那么强，秦汉、隋唐的皇帝更像是一个天下共主，和周天子没本质区别。这是农业财政的必然。我们会嘲笑欧洲历史国家形态的落后，没有科举文官制，收不上税，只能封建采邑制。只要一个国家运营是基于农业，税收更多是人身服役，所谓的中央集权就很有限。
东西方都是差不多时间开始国家体制，因为是同时进入一个商业时代。
世界从来都是一体的，中国没有特殊性。
起
话说元帝国有一个死穴，忽必烈不知道，朱元璋知道。 朱元璋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皇帝，他有乌托邦式的国家构想。
元帝国的崩溃有种种说法，最不靠谱的就是说成元末农民起义推翻的。在群雄争霸之前，蒙元基本退出了中原。江南的张士诚政权更是把蒙元当成大客户来看待。白银货币是蒙元帝国的血液，但在新大陆发现之前之前，贵金属货币都有个死穴，受到供应量不足的困扰。
现在最怕通胀，在进入现代纸币制度之前，最怕是通缩。白银通货紧缩，引起的连锁反应使整个行政系统崩溃。
元帝国的崩塌原因是金属货币本位财政国家的通病。
元明清是在同一个体系下的帝国，具有同样的帝国形态。
朱元璋承接了元帝国的遗产，也洞悉元帝国的死穴，他的国策就是要建立起摆脱白银货币的贸易形态，更精确地说，是摆脱货币。如果大家回过去看看欧洲近代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傅里叶等乌托邦的实践者，大家的作文命题都一样，如何在消灭货币的前提下保证贸易的发展。
乌托邦都是从消灭货币开始。
这一场实验，从朱元璋开始，到戈尔巴乔夫结束。
作为明朝的总设计师，朱元璋从一开始就对自己的帝国有着复杂定位。新的大明王朝会是传统儒家世界观的守护者，其次还要在列国间替代蒙元帝国的宗主地位。
既有革命性又有继承性，
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
当朱元璋把宋濂、刘基、章溢、叶琛四位儒学家浙东四先生招入决策层，就开始有了对帝国具体的描绘。
朱元璋的建国方针是以“礼”治国，浙东四先生将其具体化。一个理想社会是基于“礼”，保持上下关系，每个人都恪守各自立场。世界之大，秩序为重。
洪武皇帝在正礼仪上不惜代价，希望用一种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来引领帝国的运行，不仅指引内政外交，也是贸易和经济运行的指导手册。
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明确规定了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球、苏门答腊、爪哇、湓亨、白花、三弗齐、渤泥以及其他西洋、南洋等国为“不征之国”，同时也确定了朝贡原则。
朝贡体系的源于周王朝的畿服制度，“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这是周王朝对周边各方国制定的权利义务，是儒家理想中的大同世界，这是一种天下观，而不是国家观，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没有国家的概念，所以说鸦片战争后，和外界冲突最大的就是这一块 。
这个朱元璋版本的朝贡体系不仅是世界的通行国际关系体制，同时也是一种世界贸易体制。把宋元以来就已经牢固建立的经济生态重合到朝贡体系中，所有的对外贸易明朝官方掌握，东南各不征国的定期朝贡，朝廷也会根据需求，调节朝贡的频率与规模。
对内则禁止私人出海贸易，禁绝商业，手工业通过世袭专业户“匠户”绑定，统一征收，仅为朝廷服务。
把复杂态的商业体系纳入到传统儒家礼教体系中，当时是洪武皇帝朱元璋的一个创举，有人把朝贡体制说成是国家资本主义，这不是很妥当，朝贡体制远不是资本主义，只是计划经济，通过国家机器将经济运行退回到易货贸易阶段，摒弃市场交易价格撮合。后世对朝贡贸易中”薄来厚往”十分诟病，但当时的皇上并不care这个，因为通过专业“匠户”制度，把手工业匠人牢牢捆绑，通过纳贡征收的方式获取的产品，成本几乎接近于零。这个时候国内的工人地位等同于奴隶。
这也成为后生所有乌托邦的运行逻辑，摒除货币，控制交易，但如果这个交易能完成的话，工人就要付出成为奴隶的代价。
货币是自由的工具，是专制的死敌。
如果这不是人类史上首次乌托邦实验，也一定是首次如此大规模的国家乌托邦实验。
貌似精巧的乌托邦在实施中不出意外会碰壁。洪武十三年正月初二，宰相胡惟庸突然被捕，四天后处决，朱元璋宣布六部归皇帝直接管理。
被牵连处决达一万五千人，制定国策的宋濂也被发配，途中病死。史书上多半把胡惟庸案写成贪污腐化，真贪污腐化也不会如此迅速处决。其中胡惟庸最大的罪状是勾结日本，图谋造反，是不是造反先不说，但和海外势力过于密切是真的。
如果把胡惟庸案的焦点放朝贡体制上，可以发现很多问题早就出来了，安南、爪哇、日本等国，很多次朝贡次数和船数都未如实登记。朱元璋作为制度制定者，当然追求一个完美状态，而胡惟庸作为执行者，一定会有很多便宜行事，会根据实际情况做些变通。这种变通，日积月累，逐渐会形成对制度本身的质疑。
按说朱元璋这种雄才大略的人，手下贪点用点不在乎，但对大政方针的破坏这绝不允许，更不允许对皇上怀疑。
建立权威要经过出生入死，但怀疑只是一夜之间。
估计当时这种怀疑已经形成势力，对初创帝国极为危险。所以朱元璋有点恼羞成怒，为铲除这种怀疑处决了一万五千人。
朱元璋亲自统领六部后，加强了对帝国从上到下的管控，特别是基层的管控。在他看来，胡惟庸案高官的贪污腐化不是个案，是帝国失去管控的表现，管控一定要从基层开始，他要把帝国打造成为一个警察国家。在胡惟庸案后的第二年，在朱元璋亲自推动下，开始实施“里甲制”，全国百姓以户为单位，10户为一甲，选一户为甲首，110户为一里，选一户为里长。层层控制，时时造册向上汇报，税收徭役都通过该系统实施。
胡惟庸案让朱元璋怀疑人生，曾经的亲密战友的背叛，让皇帝对大海心灰意冷，南京离大海太近，他要重新选择都城，洪武二十四年派太子朱标考察长安定都的可能性。
可以看到，朱元璋此时已经改变了国策，洪武后半段趋向极端保守，不仅社会领域实施“里甲制”，经济领域禁银禁铜禁止货币，彻底放弃元帝国遗产，退缩回农耕时代。
朱元璋自己都感叹，元朝那时农民的税负真的是轻。乌托邦至少还有理想主义在，但洪武专政下的明帝国，已经褪去前期的所有的进取心，唯一想的事就是如何让年少的孙子能顺利继位。他会说这一切都是为了秩序，为了“礼”，也是一种“主义”。
一切以牺牲人民幸福为代价的“主义”都是耍流氓。
承
永乐帝朱棣是篡位者。
后人很难去理解作为一个篡位者当时的心理阴影面积，朱棣的一生就在为洗刷这个名而建功立业和丧心病狂。
朱元璋肃清外姓权臣只为扶建文帝朱允炆上马，朱允炆继承了祖父的后半段，从儒家的标准来说是个好皇帝，温良恭俭让。
但朱棣认为父亲还有更远大的目标没完成，只有父亲理想的实现者，才是真正合法的继承人。
朱棣需要重新构建朝贡体制。
他认为父亲的计划之所以中途夭折，是因为仅依靠十几个“不征国”，商业逻辑还未闭环。必须向南向北两个方向进行拓展。
关于永乐帝，老罗去年在许老板春晚捐赠《蒙古山水地图》后写过一篇《被春晚改名的画，竟然曾隐藏了一个帝国的巨大野心 》
（点击下图阅读）
永乐帝在南北两线加大突击，以形成市场闭环。对于郑和下西洋，不用想得太复杂，就是永乐帝投资了一个大船队，载着满满的货，让三宝太监带去做生意。郑和下西洋是永乐南向战略，郑和的官营贸易船队，以垄断手法，将国内官营作坊“匠户”奴隶生产的丝织品、瓷器等货物，输入南洋各地。再将奢侈品、香料等无法自产的商品，输入国内。
北方战略一直是父亲洪武时代不明朗的，永乐帝通过对蒙古残余势力的征伐，使其臣服，在嘉峪关以外设关西七卫，又称“蒙古七卫”（因七卫首领皆为蒙古贵族），7个由蒙古贵族管理，臣服于大明的羁縻卫所，是丝路畅通的保证。
15世纪前期，朝贡体系达到了它的巅峰，向明朝政府朝贡的国家和部族一度达到了65个。南北两条商路同时贯通，这种易货贸易有了巨额利差。永乐皇帝特地关照三宝太监，下西洋一定要多寻奇珍异宝，珍珠珊瑚不是皇家享用，是用来和北方民族结算。
以前历史书一直在追问，为何郑和下西洋早于葡萄牙人很多年，但为何在后来的大航海时候，大明王朝又退出了主流？原因太简单了，就是因为一个是计划经济另一个是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长不了，问题不在商路是否通，也不在于规模大小。生意放给民间做，自有其生长的力量在，而所有的官营体制，结果都是做不下去，古往今来，都是一样。
从一开始的获得暴利，到过度进口后的跌价滞销，最后成为分担官员俸禄的强行摊派。下西洋的初衷没有实现，收回的成本远远及不上耗资巨大的成本。
明朝的势力史无前例的深入到爪哇、马六甲海峡和锡兰。这种对科摩林角以东水域的霸权，连过去的蒙元帝国都无法做到。巨港与马六甲这两个南洋黄金港的崛起，就仰仗于这个阶段的时代红利。但是郑和船队，也摧毁了原有的贸易生态，暹罗王国就此衰败。所以我们在吴哥看到突然废弃的寺院宫殿，也不用觉得太奇怪，这就是郑和干的。
转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
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
——老子
朝贡体制的失败有哲学上的必然性，简单说就是——它不合乎自然。倾举国之力做的事，可能一开始能取得令人意外的成就，但一定不能持久。而且在此过程中破坏的自然社会经济生态，可能再也无法恢复。
计划经济必然是官僚，效率低下，信息扭曲，走一段就会发现其中的可笑。
小时候语文课本蒲松龄的《促织》有句话：故天子一跬步皆关人命，不可忽也。作为当时世界最庞大的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官僚系统信息回路之长，自己都无法控制。郑和船队开始的目的很单纯，就是做生意去的，但经过一个官僚系统的回路后，情况就有了变化。
以前在报社的时候领导常会说：这是政治任务。经济账明摆着不合理就变成了政治账。
朝贡体制很快就从一个经济任务转变成一个政治任务。原先以增加财政收入赚钱为目的，变成了为了皇上面子的大撒币。
永乐前期，由于皇威浩荡，朝贡国涌进，永乐大帝专置福建、浙江、广东三馆来办理朝贡事宜。使臣朝贡时，个人也会获得大量货物的赏赐。然而，接待任务就成了例，谁也不能破，直到隆庆年间对朝贡国依然“抚赏甚厚”。不仅在货物上“薄来厚往”，这些成本都不计算。此时朝贡国非常开心来劲，积极朝贡（有的朝贡国居然一年两贡）。
这种一进一出，家大业大的帝国很快吃不消了。帝国财政吃紧，不能再“抚赏甚厚”，帝国的官僚系统不敢否定，只能修正，一限止朝贡国的朝觐规模。譬如规定日本朝觐十年一朝，人为200人，船为2艘。二驱散回滞留的朝贡人员，他们大量滞留且无偿吃喝玩乐，正统元年，以强制方式将宣德年间滞留在大明的古里、苏门答腊等11个朝贡国的人，遣返回各自国家。但是，如果仅仅是做生意，亏本生意不做是天经地义，对方都能理解。但自己把这关联到面子上，那人家也要讲点面子。
你再薄来厚往，人家是给你捧场。
斗米恩升米仇。
正统十三年，瓦剌竟派3000余人前来大明朝觐，也许因为人实在太多超过礼部的预算，于是大明皇帝“赏不如例”。而正是一“赏不如例”，瓦剌认为这是一种不礼貌且带有挑衅的行为，诱发了翌年（1449）的土木堡事件。
回过来讲讲这北方的问题，要比南方麻烦得多。对北方一直要保持军事威慑力，并要时刻分化瓦解不能让他们聚合。永乐帝的五次斗地主式的亲征，每次拿倒霉的阿鲁台出来征伐一下，是在向关西七卫的蒙古王公昭示大明的蒙古旧部拥有绝对压倒性的军事力量。
但到宣德正统年间对北方控制力不足，瓦刺的一枝突起，就开始不服这种地位了。
在“引”中说到，北方和南方生产力的差距太大，以至于无法物品交换，需要有转移支付。但瓦刺的时代和辽金还不一样，北方贸易通道的价值已经远不如当时，所以双方达不成平衡的贸易状态。
还有个问题就是，草原民族一直觉得自己才是控盘者，辽金蒙元几百年下来，他们觉得自己才是世界主宰，规则应该是他们来制定。你还要我朝贡，谁和谁啊。你强大的时候，他们低个头，但等你有个风吹草动就马上骑上来。前面也说过，世界国家的形式是蒙元的遗产，草原民族认为自己继承更有合法性，你们汉人就是生产商，他们才是贸易主控，他们的使命就是打通欧亚，重新成为世界贸易通道的掌控者。所以俄罗斯的国徽上就是两头鹰，一头向欧洲一头向亚洲。
“土木堡之变”被公认为是明王朝从强到衰的转折点。从那以后，明朝再无力主动对外，军事力量主要用来对付域内的百姓。
朝贡体制，在土木堡之变后，从贸易的意义上已经终结了，作为政治礼仪的朝贡体制，还延续到清朝后期。
合
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不在外在热闹，而在内在强盛。一个国家不可能通过大撒币获得尊重。
被郑和船队激活的马六甲满刺加国流传的史料传说中，记载着15世纪中期（估计是正统年间）中国皇帝从满刺加国王那里索得洗脚水，皇帝饮后治好了慢性病，对满刺加加倍感激的而故事。而真正把朝贡体制从贸易份额中挤出去的，是开中制。
前面说过，货币是集权主义的死敌。
在大明前期，在控制得死死计划经济中唯一的自由市场部分——开中制。开中制是一种盐制，为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商人把军需物资送到前线，换取盐引，然后到盐场兑现。其中会出现一些不匹配情况，商人们就要相互调剂，这时候，银子就出现了，属于市场的交易又开始了。
白银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大，当时还在禁银禁铜的禁令下的走私行为。前面说过，朝贡体制是朱元璋设计的消灭货币后的贸易行为，当商人开始有了货币可以使用的时候，朝贡体制就控制不了他们了。
嘉靖年间，开始用互市作为朝贡体制的补充，商人的自由度越来越大。到万历年，张居正一条鞭法，白银货币成为帝国血液，这时候已经是自由资本主义了，老罗写过不少万历年的文章，往前翻就是了。朱元璋担心的帝国崩溃的事并没有发生，反而朝廷财政充裕，一个不上朝的万历皇帝，居然能完成三大军事讨伐。
但是——
虽然张居正将万历时代的明帝国带入一个新的领域，经济发展，社会富足，但是洪武皇帝的祖制有如魔咒，让明王朝子孙无法摆脱。
即便在崇祯年间朝贡体制已图有其形式，但满清对其有特殊好感。
明朝后期，可能是气候变化原因，突然对貂皮需求量很大，满清就作为貂皮朝贡者，一来一往，完成了本民族的原始积累，在苦寒之地崛起。所以在入关后，保留了这个体制。
朝贡贸易体制最大的功能可能就是养肥对手，回头灭掉自己。朱元璋肯定没想到的是，一手创立的体制，自己子孙臣民没有任何收益，反而培养了朱家王朝的掘墓人。
最后讲一下所谓的“国运”这个很让人费解的词。
蒙古帝国把全球带入海洋贸易时代，世界连为一体，全球化进程开始。于是全球各地区分为几个区，第一区贸易节点，第二区是产品出产地，第三区是除这两者的其他地方。前两区能够跟随世界大趋势一起发展，而第三区会被世界无情抛弃。
在之后的几百年中，这一直是趋势。
现代国家形态都是在工业化时代形成的，工业时代，这个第二区比较大，会包含大量的资源出产地，各种矿区和油田都纳入。在蒙古时代已经不是贸易节点的北方草原和中亚地带，因为石油和矿产重新回归主流世界。
在资源时代进入尾声，科技和服务业成为主流时，各个不平衡就会再次出现。新兴的科技公司尽可能会和贸易节点合体，原有的第二区会大量沦为第三区。
接下来的全球化进程，参与者会减少，这种减少引发的冲突是体现在打破了大工业时代制定的国家格局，体现在一国内部。
比如说美国，美国分裂为沿海发展地带和内陆被抛弃地带，但它的政体还是200年前的，所以特朗普上台，所以出现反全球化的种种动作。
哪里不是这样呢？拿出地球仪，看一看哪些国家将沦为三流。
所谓“国运”，就放在前面这个框架中去理解。
但这只是一个框架，首先要保证自己不会瞎折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