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25 5 月, 2024

1768 盛世的焦虑

佛家说,一念之间。念就是一个决策,而人生就是这样由一个个“念“构成,这些念形成了一个人的命运,或者说是宿命。

一般来说,我写文章都是从这种个人的短反馈的角度入手,比如他当时怎么想,为什么这么想,身边哪些人哪些事,或者他的教育或者小时候哪段经历给他这种判断决策方式。

用这样一种视角去分析君王大臣,会有无穷乐趣,但这在过去的历史课本上,会斥之为唯心主义。

上一篇《1793 盛世的自负》,叙事过于宏大,今天想继续分析一下爱新觉罗弘历的内心世界。

本想重读一下美国汉学大家孔飞力名著《叫魂》作个参考,发现不如就直接把这本书里的观点介绍一下。

1768 盛世的焦虑

本文的观点基本上都是从这本书中来,包括孔飞力和译者陈兼刘昶,如果有和原意不合之处,那是学生的理解能力有限,并对这部分内容负责。

粗体字部分是引用,由于引用内容太多,本文就不作为原创了。

“起

1768 盛世的焦虑

《叫魂》其实就讲了一个系列的案子。

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突然一种妖术恐惧在社会上爆发,从江南开始席卷大半个中国,妖术师通过割辫念名字盗取灵魂,被盗者立刻死亡。

从春天开始,先是民间的恐惧、报案和自保对抗妖术,而皇上意识到这一系列案件背后有个大阴谋,寝食不宁,不断指挥官员清剿,于是各级官员穷于追缉流窜各地的妖人。

折腾到年底,许多无辜者丢了性命,也有许多官员丢了乌纱,案情真相大白,所谓叫魂妖术子虚乌有,所有妖人都是屈打成招。

乾隆失望之余,下旨收兵,停止清剿。

可以确定的是这股无中生有的妖术是从民间起来的,那么1768年,是怎样的年份?

上一篇文章把乾隆盛世的背景讲了一下,因处于一个全球化时代,白银输入叠加人口红利,江南地区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但经济发展的一个副产品就是贫富差距开始拉大,人口流动增加。在短短几年内贫富差距拉大引发社会民众心态特别是底层心态失衡,不安感增加,而流动人口的增大,使得这种不安感加剧。

当村里镇上出现这种陌生人群时,村民的敌意和紧张是很明显的,这时候一旦有捕风捉影的描摹,很容易构建出叫魂者的传言。

当地方官员接到乡民报这种案件时,自然不会相信乡间愚夫,但因为算是群体报案,总要认真对待一下。

当这系列案件到乾隆这里,他的反应和他的官员有点不一样。他关注到一个细节——剪辫子。

这个剪辫子的细节引发了乾隆的不安,指向内心底层的合法性问题.

我们在看历史书的时候,经常对社会运行会有种结构化的理解,选择某种制度,就自然会有某种运营机制。中国帝国集权体制,整个国家像一座塔型机器,君王就在顶上发号施令,文武百官各司其职。加上各种戏说和后宫戏看多后,总觉得做皇帝想干嘛就干嘛是很爽的事。

权力的取得和稳固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算在盛世皇帝也是一样。

曾祖辈的多尔衮时代的江南,留发不留头,嘉定三屠,江阴七日,而这次案发地又恰巧在江南,这不得不让他产生联想。这种妖术的背后可能是一个类似白莲教一样的组织,特别是看到各地案情都有这种剪辫子的相似手法,就越确信自己的判断。

“承

1768 盛世的焦虑

在我之前的《合法性焦虑》一文中,讲述了北魏君王引佛教进入中国,和中华帝国体制结合的过程,经过五六代雄主,终于初步确立了鲜卑拓跋氏的合法性,但一不留神,又分崩离析。同样,女真进入中原,一直到乾隆,一直受到合法性问题的困扰。一个少数民族,如何去治理占大多数的汉人?

毕竟是接近近代的世俗社会,爱新觉罗氏选择了不同于拓跋氏的方式。

从法理上讲,大明是被流寇李自成灭的,多尔衮自认为是明朝臣民邀请来清理反贼的,对明皇室还有恩,而且他见过崇祯治下的混乱,有自信更适合去管理中华帝国。

既勇敢又富有生气,既诚实又不吝豪华,这是满族上层人士宣称自己作为征服者而具有的美德,中华文化族谱中需要满人的新鲜血液。满人采纳了中央集权的中华体制,以儒家的意识形态建立合法性,清廷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既必须从普世的角度又必须从种族的角度表现出自己高人一等的优越性”。要表达自身统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并不在于自己的种族特征,而在于德行与文化上为人普遍接受的规范“。

让更有德行的统治者统治中华帝国,必将迎来一个“盛世”。所以,清国的帝王对盛世有一种执念。

在以往,无论是文景之治还是开元盛世,都只是一个结果,并不是皇室的KPI,但到了清朝,却成为皇室执政合法性的考核目标。

于是雍正会满腹委屈,自己日夜操劳,一天的奏折数量估计都比明朝皇帝一年都多。所以才会有《大义觉迷录》这种奇怪的申述辩解读本。大清的皇帝们始终处于一种既自负又自卑,总想证明点什么的状态下。

这里的逻辑是非常清楚的:有什么能够比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盛世”现象为大清帝国的正统性和合法性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从这个角度来看,压制“叫魂”这种“不安的因素”不仅仅是一个常规的治安问题,也成了一个涉及清朝统治者“合法性焦虑”的根本性问题。

但以“盛世”为支撑的“合法性”表述,具有明显的即时性质——“盛世”既然是一种经验事实,那么,它便有着随时势变化而变化的可能,这样的支持因而不能不是极为肤浅,也是极其靠不住的。无怪乎,随着乾隆之后盛世景象的逐步烟消云散,大清帝国的合法性表述也变得越来越成问题,而它的统治根基最终也从根本上动摇了。

之前《南明,帝国的制度死局》一文,提到个小细节,南明这个概念是在道光年间形成的,清帝国的盛世一过,汉人的民族意识就开始了。

“转

1768 盛世的焦虑

既然把盛世看成是合法性的证明,从上到下的压力倍增。

从官僚到皇帝,都对盛世的种种潜在乱象持压制和否定态度。一旦像“叫魂妖术”这样的“不安定因素”出现,官僚们第一个反应便是“捂盖子”,而乾隆的过度反应,则是出于把一切不安定因素都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的的目的,而不是去深入追究事件背后深层次原因。

这看上去似乎是目标一致,其实天差地别。官僚系统需要做的不让上面看到有问题,而皇上要做的是不让这件事情存在。

在传统中国政治生活中,君主和官僚是同一制度中的两个方面。官僚的职责是维持帝国政治机器的日常运转,管理帝国的各级行政。官僚就其本性来说,倾向于按常规办事。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种倾向有助于政治的理性化发展,但消极的一面是助长官僚主义的惰性。

官僚制常规权力的发展必然对君主的专断权力造成威胁。如果听任官僚制度朝常规理性(和惰性)发展,君主就会逐渐丧失其决策和控制官僚的专断权力,成为官僚制度的傀儡。马克斯韦伯也认为,从长远来看专制君主会屈服于官僚。

但孔飞力认为,在中华帝国长长的朝代中,中国的君王自有一套对治官僚系统的方法。

孔飞力通过对叫魂妖术的讨论中,提出“政治罪”的概念。政治罪就是通常所说的谋反,就是威胁到政权的罪行,超出常规,无法由官僚制度的行政常规来处理。这种非常形势给了君主极大的自由来动员、驱策和整肃他的官僚,并强化他对官僚机器的控制。

在孔飞力书中,提到一个乾隆担心的满人江南化问题,在乾隆眼里,汉化、江南化、腐败、谋反,都是同义词。

就前面所说,爱新觉罗政权需要同时保留满人特征并全盘融入汉文化和制度体系,但是到乾隆时期,大部分满人已经不认得满文了,这让皇上非常恼火,认为这是一种腐化堕落。

特别是在江南地区,富饶的社会,满族官员迅速和当地商人搞在一起,官僚系统的惰性加腐化,对帝国肌体加速侵蚀,江南板结一块,帝国政令很难推进下去。

这里插一句评论,乾隆对待商业是不信任的,但又是全球化贸易的时代,看在钱份上参与的。所以就延续盐铁专卖的传统思路,通过授权信任的人专营。但垄断必然会产生腐败,于是就陷入恩宠→专营→腐败→失宠→查抄这样一种死循环中,红顶商人的归宿都只有一个。

在执政的60多年里,这种忘恩负义太多例了,让乾隆对江南充满了敌意。

1768 盛世的焦虑

乾隆的“政治罪”的目标在他的官僚系统,特别是江南的官僚集团。在执政期间,时不时会祭出这个法宝,用得最多时间最长的是文字狱。这手法其实是和嘉靖皇帝装神弄鬼写青词如出一辙。

在叫魂危机中,乾隆皇帝利用了妖术恐惧这样的非常事件,迫使整个官僚机器把清剿当做压倒一切的政治,并以清剿的表现来赏罚官僚,从而强化他对官僚的控制的。

一旦面临着君主的震怒和迫在眉睫的惩罚,各省官僚间原先的那种默契立刻不攻自破了。山东巡抚富尼汉抢先一步,在本省发动了对叫魂妖术的围捕,各省也随着跟进。很快地,山东就抓获了许多“妖党”,并从“妖党“的口供中得知掀起这场叫魂恐惧的“妖首”就潜伏在江南。乾隆命令各省向山东看齐,并令在江南各省缉拿妖首。在乾隆巨大压力下,整个官僚体系终于被动员起来,在官员们相互攀比的情况下,一场对叫魂妖术的清剿迅速在全国展开。这次清剿持续了好几个月,在制造了无数冤案,戕害了许多无辜无助的性命之后,才因破绽百出而被迫叫停。

“合

1768 盛世的焦虑

叫魂恐惧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丑恶的全社会歇斯底里?

从一个十八世纪中国普通老百姓角度来看,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

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周围尽是邪恶,他们的生命则受到隐蔽势力威胁。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

读《叫魂》一书我们可以看到,即便处于盛世,但在近代中国的前夜,整个社会充满了一股戾气。

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和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是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去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

可以看出,叫魂恐惧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丑恶的全社会歇斯底里?除了乾隆的蓄意利用和许多官员滥捕滥刑以图邀功补过外,它主要和民间社会的心态和行为有关。

其实相信读者最关心的是,这场遍及十二个省的叫魂案最终是如何收场?

要发现这场叫魂案真相其实并不难,当十二个省各自独立的案子的口供汇集时候,就能够发现其中的漏洞百出了。叫魂案从4月开始,9月的时候,军机大臣们已经发现其中问题了,各省送到北京的诸多案子已经显得困窘。这时,面临最大问题是如何把局面转报给爱新觉罗弘历?——这几个月里在这个案子上,他不仅已押上了个人的威望,甚至押上了整个王朝的尊严。

事情终于有了转机,大学士刑部尚书刘统勋在愈来愈多再审案反供后,决定要采取行动避免皇上陷入更大的窘境。10月21日来到承德,协助皇上处理秋审,随后几天随侍在皇上左右,应该是在这段时间,刘说服了皇上。

11月1日乾隆回北京,两天后降旨停止对叫魂案的清剿。

停止清剿并非简单收回成命。由于皇上已对此案投入了这么多的个人威望和道德权威,一个更具礼仪性的结局是必需的。

叫魂案是这么定性收尾的。

首先,叫魂案剪辫案必须是存在的,蔓延数省是因为江浙官员玩忽职守没有及时报告。

其次,因为用刑,未发现首恶主犯,但累及无辜,进一步清剿只会滋扰地方,所以清剿必须停止。

最后,地方官不能放松警惕,若能抓获正犯,就能弥补之前的过失。

在这个逻辑下,乾隆既对释放嫌犯人的官员进行处罚,罪名是玩忽职守,也对滥刑逼供的官员进行了弹劾,包括富尼汉。

1768 盛世的焦虑

1768 盛世的焦虑

折腾近半年的叫魂案结束了。在乾隆之后,大清帝国中后期,叫魂案也发生多次,但没有一个君王抓住它们大做文章。

明清两朝,这种皇上和官僚系统的折腾是常态,这是权力结构决定的。

能停止折腾唯一的原因是——皇上折腾不动了。

相关文章

财保研习社高端交流群

spot_img

热 门 文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