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 26 5 月, 2024

合法性的焦虑

合法性的焦虑

断更不需要理由,但解释是一个姿态。

 

不过断更日久,心里发慌,笔头有些不流畅。最近老罗除忙着卖房子外,每两个月要去一周的北大的课程信息量也忒大了点,必须要保持每周看完一本书的节奏。

原先老罗相对有把握的是明清,趁着这一波课程,补了一下魏晋南北朝史,有了这一段,中华文化才讲通了。

 

少时看三国演义之后就是隋唐演义,两个演义之间的一段模模糊糊。只知三国归晋后,英雄都没了,司马家低能儿辈出,丢了半壁江山,期间有王羲之有陶渊明有《世说新语》,都嗑药遁世向往田园。而北方是五胡乱华中华民族最苦难的岁月。

不愉快的日子因刻意才变得模糊,好在没多久又有了李世民武则天唐玄宗。

 

而这个“没多久”比我们印象中要长得多的多,如果从汉献帝禅让给曹丕起算,有接近四百年,如果刨掉魏晋,剩下更模糊的南北朝,感觉是那么一瞬间,却也有足足两百年。

这个两百年在近代是刻意被忽略的,以至于常常想不起来北方还有那么一个统一稳定的长朝代——北魏,从道武帝拓跋珪迁都平城(大同)算起,到因六镇之乱分裂,那么一百三十多年的历史,好像在我们的历史书中,唯一有点印象的是孝文帝汉化。

合法性的焦虑

这种忽略是因为北魏在近代语境中的“合法性”存疑,北魏的政治文化被刻意矮化。

一旦北魏是“合法的”,那近代的很多事就变得“不合法”了。

 

如果有穿越,我想穿越到晚清戊戌前,以证实我的一个假设——我们现在的历史观基本上是梁启超塑造而成,经孙先生以及五四新文化后固化下来的。民国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实际上多少带有汉文化原教旨色彩,刻意要切割“属于中华文化的部分”和“文化被污染的部分”。

对比袁大总统和孙先生,一个像接受了宣统禅让是满清帝国的继承人,而一个是民族自觉的革命者。在当时反殖民主义世界潮流大背景下,孙先生在合法性上更有优势。

 

在这样一种语境下,北魏就成为一个很尴尬的存在。因为我们的民族新历史观需要把蒙元切割,把辽金切割,但实在做不到把隋唐也切割。如果去探讨李唐政权来龙去脉,关陇集团的存在无论是血缘上还是组织上,甚至在文化上,胡人的成分更多一些。一旦多讲北魏,就能发现这种继承性,索性刻意模糊,让大唐成为一种华夏母体上突然出现了的盛世和若干明君,以避免一些尴尬。

 

合法性的焦虑

 

学佛之后,再去扫描我们那些信心满满历史观,感觉就像《盗梦空间》,有很多前人在我们大脑里植入了很多概念,有些是梁启超干的,有些是顾炎武干的,有些是朱熹干的。

不一定有什么对与错,但在当下这个时代,把自己搞狭隘了,多少有点问题。

 

我们就来说说北魏这个“不合法”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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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模式

公元386年,拓跋珪接手部落联盟首领,他做到一个“合法的”部落大单于,但他想去“合法地”做中国式的皇帝。

 

“合法性”的第一步,是别人为什么要为你卖命。

 

汉化的动因不是向往先进文化,而是向往军事上的组织能力。

 

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的“合法性焦虑”就是这第一步。

拓跋珪决定用中华帝国的模式建立政权组织,少年时在长安流亡的经历,让他意识到只有用这种政权模式,才能取得军事优势。

五胡盘亘中原的同时也在琢磨打造自己的军事组织能力,这个之前他们肯定已经发现了之前数百年被汉军追着打的原因了。永嘉之乱开始只是一个偶发混乱引起军事溃败,但一旦胡人开始学习汉人组织体系,再北伐就有点难度了。

汉文化的先进性不在于唐诗宋词,而是在于在这么一个庞大的版图上,无数素不相识的人能够因一个假想的概念,组织起一个统一的社会形式。

这种社会组织形式的好处是——当你要在军队讲纪律讲牺牲讲奉献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合法的理由。

 

军事上的优势是综合了技术文化政治组织的多方面。

在战国和秦汉时期,北方匈奴的军事技术主要是骑射,就是一大群骑兵过来,远远放箭,打得赢就来拿辎重战利品,打不赢就赶紧跑,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就学他们这个战术。但毕竟这是人之长我之短,李广将军弓马再娴熟,在对匈奴的战争中从未讨到便宜。直到卫青霍去病这两位军事改革家,把以前中原的战车阵用到骑兵战术上,改骑射为骑兵冲击,骑兵列队手持长矛正面冲击敌阵。自此匈奴军队骑射功夫再好,乌合之众根本无法抵挡正面冲击的排山倒海的汉军骑兵。

那匈奴为何不学习汉军这种骑兵冲击战术?还真没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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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兵冲击战术第一排冲击队员的死亡率会明显高于后排,一定需要高度的纪律性,高度服从指挥。匈奴总体还是一个部落联盟,不是一个集权组织,大单于对小部落的管控力还很弱,这种高风险的战术形式没人肯干。

即使兵器战马甲胄持平,两汉三国时期汉人对北方少数民族,这种组织上的优势导致的军事优势一直是压倒性的。

在三国期间还出现很有意思的情况,乌桓、羌人等少数民族部队,如果编在曹操袁绍马超等麾下,都是骁勇善战的先锋部队,但一旦搞个叛乱,自立为王,曹操等派个偏将过来三下两下就扫平了。

但在南北朝时期,胡汉的军力已经此消彼长。

 

我们总把北方异族视作胡人索虏,觉得他们在文化的落后,于是有一件事就无法说圆——为何只有在汉代,能把匈奴打的屁滚尿流,之后的朝代却总是被北方压着打。

被人胖揍肯定人家比你强,不承认这点都是阿Q,但往往即使我们承认军事上输给人家,也绝不会承认文化也有不如人的地方。在1840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就算被人揍得没方向,也始终觉得自己文化上比“泰西诸夷”强。

强都是一体的,文化力量直接会体现在军事上。几场战役不能说明问题,但持续一两百年都被人压着打,肯定是整体性出了问题。衣冠南渡的汉人们在嗑药成仙的时候,北方胡人已经脱胎换骨了。

 

合法性的焦虑

 

在北魏的史官笔下,北魏的开国皇帝从道武帝拓跋珪算起,北魏之前的十六国都在为这个中华帝国模式而努力,北魏第一个胡人按中华帝国的模式建立了长朝代。

398年,道武帝定都平城,摈弃了部落习惯的游牧生活和组织形态,采用了中华帝国模式。他的政策很极端,极端到自己家人都无法理解。只因他急迫地要建立一种凝聚力,凝聚力直接体现社会组织上,进而决定军事组织能力。

他最大的改革就是“离散部落”,打散原有的部落,把权力集中。

他为扭转部落传统的“兄死弟及”的王位继承法为“父死子继”,为保证实现,不惜一切代价。并且设立的“太子监国”制度,还配置以极端的“子贵母死”,以至于太子拓跋嗣出走以及后来的清河王政变。

这一切的成果就是,当拓跋北魏的军队学会了骑兵冲击,学会了攻城和守城,学会了自带补给长途行军的时候,新帝国的力量开始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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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

北魏朝廷的腥风血雨即使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拓跋珪的孙子拓跋焘在祖父建立了行政体系框架后,开始着手“合法性”建设的第二步——意识形态。

 

“合法性”的第二步,身边人为何不能造反?

对后世著史者来说,合法与不合法都是纸上的文字,但对当事人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生死攸关。

所谓创业难,守业更难,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依靠暴力夺得政权,别人也可以用暴力夺走。所以历史上短朝代大都是“二世而亡”。必须要在一两代人之间快速解决一个合法性问题。

说白了就是“为什么我能打天下坐江山,而你不可以!”

 

合法性的焦虑

 

我们现在认为只要有一份约束性的文件就解决了“合法性”问题,这是在宪政大框架下的解决方案,是英国大宪章之后的政治模式。

合法性核心是各种力量的制衡,这种制衡在大宪章之前,只能依赖意识形态。

中国人的思维更接近“合法性”的底层逻辑,开国之初,斯大林催毛主席赶紧制定一部宪法,毛主席并不急,他知道这不是问题的关键。

 

我从来不用“统治阶级”这种说法,这种概念很懒惰。

“统治阶级”内部利益的分歧远远大于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分歧。最危险的人都在身边,对皇上来说,与朝廷之外的百姓关系无非就是税负多寡的问题,而朝廷内的关系是身家性命问题。

意识形态是一种远程控制,让普天之下的纳税人对皇上“合法性”的认可,同时增加权臣造反的成本。

秦只是创立了一种帝国模式,商鞅韩非完全不懂意识形态,直到董仲舒才算是把这种模式的合法性说圆。

意识形态对身边的人是不管用的,你怎样上位都知根知底。

 

北魏道武帝按中华帝国模式建立北魏,但北魏的意识形态基础要到拓跋焘才建立。在十六国时期,都是抓来留在北方的汉家大族帮助他们建立官僚体系,进行税收和官僚体系改革,光改表面没有用,马上直面核心层——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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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霜王朝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体系,并积极向东方输出意识形态

当时的儒家意识形态形式主义严重,限于门阀阶层,完全不能满足皇上的底层动员需要。于是就有了两个选项——佛教和道教。

 

就如1840年最大的事,莫过于西方意识形态传入中国,而在1千7百多年前,最大的事情,莫过于佛教传入中国。

佛教思想的宇宙人生观给当时知识分子带来极大震撼,在直面问题的时候,原有的思想体系直接露怯。

比如我们讲“天圆地方”,那肯定有人会问,这个天的盖子外面是什么?佛教就来回答“三千大千世界”。

即使孔夫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回避了生死问题,那肯定还会有人问“父母未生我,我以何面目示人?”佛教此时就来回答“六道轮回、三世因果”。

这种冲击在当时知识分子群体中甚至产生了文化虚无主义,称印度为“中国”,玄奘就是前往“中国”取经。

 

只知道喊口号不是意识形态,是要让人真正从内心相信。南朝的危机源自儒家意识形态越来越缺乏说服力。

 

佛教进入中国的路线,传统是犍陀罗——河西走廊——中原一线,但早期佛教遗迹考古发现都在南方和沿海地区,并没有河西走廊和中原的事。

应该这么说,佛教作为一种思想和宗教传入,高僧个人行为,是零星散乱而断续的,早期以海上和巴蜀地区为主。但健陀罗河西走廊这条线,是佛教作为政教一体的国家形式进入中国。

 

在健陀罗地区,就是巴基斯坦阿富汗那一带,已经诞生政教合一的国家形态——贵霜王朝,佛教是国教,君主既是世俗的国王,也是佛教的转轮王。此时的佛教,已经从轴心时代释迦摩尼佛陀作为觉悟者的小乘佛教,演变为意识形态工具的大乘佛教。

公元200前后,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王在高僧无著的主持下,用佛教治国,并且积极往东方输出意识形态。

 

过了近百年,中国北方地区稍微安定,打天下的胡人政权,搭好行政体系的框架后,突然都发现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迫切想引入健陀罗式的政教合一体系。

后赵石虎,在336年,去皇帝号,做“大赵天王”。

前秦苻坚,382年攻打龟兹,就是奔着抢夺鸠摩罗什来的。

姚秦姚兴,于401年以鸠摩罗什为国师,自己做佛教天王。

当时的高僧,是政权极为重要的稀缺资源,建立意识形态的国师。当北凉王沮渠蒙得到高僧昙无谶后,就了完整的意识形态班底,昙无谶专门翻译了后贵霜时期的大乘经典《悲华经》,施行转轮王的佛教治国,建立了健陀罗式的政教合一国家。在敦煌和麦积山,都有重要的北凉石窟。

 

拓跋焘能征善战,击溃后燕后秦,稳定了北方,但对北凉昙无谶僧团可是心心念念,一心建立政教合一国家。多次派太常卿李顺前去索要,昙无谶在离开北凉的路上被沮渠蒙逊杀掉了,时年49岁,两个月后,北凉王沮渠蒙逊也暴病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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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克孜尔石窟鸠摩罗什像

439年,拓跋焘灭北凉,北凉僧团被请到平城,迅速进入权力中心。昙无谶弟子玄高成为太子拓跋晃门师,昙曜成为太傅张潭门师。

 

反过来看南方政权,对这种政教一体的国家形式还是有所保留。

达摩宗师见梁武帝,照理说梁武帝几次出家做和尚,要朝廷赎回,捐钱给庙里,所以捡到达摩,说我建了多少庙,功德大吧。达摩说,你一点功德也没有,然后就一苇渡江,去了北方。

以前读这段公案云里雾里,但如果结合政教合一健陀罗体系来看,就明白了。达摩宗师说,梁武帝您只知道供养,不做转轮王,就毫无功德。

 

意识形态是社会动员的工具,当南方还是门阀把持的儒家体系时,北方胡人掌握了社会底层动员的工具。

假以时日,此消彼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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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陀罗的转轮王像,胸前的龙头璎是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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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斗争

有个人,让我在评述他时候情感上很复杂——崔浩。

他既是太武灭佛的鼓动者和执行者,也是中华道统的捍卫者。在佛教早已成为本土文化的当下,让人割裂这两者相对困难,但在当时,却是泾渭分明的两条路线上的斗争。

崔浩,清河崔氏,名门大族,没有随司马家衣冠南渡,三代出仕北魏拓跋政权,得到重用。在南方正统看来,崔氏一门汉奸无疑。可想当时崔浩的心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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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浩雕像

在改朝换代为异族服务的当口,中国的知识分子总会面临这样的拷问。顾炎武做过一个自圆其说的切割,《日知录》“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有责。”之后梁启超简化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近代民族史观就建立在这上,之后又成为孙先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口号,这些放最后说。

顾先生的意思是亡国亡朝廷,一个知识分子可以不负责任,但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必须保中华文化文脉传承。

 

崔浩看出北魏蒸蒸日上的国力,感觉将来一统天下就是北魏了,但看到太武帝拓跋焘引入北凉僧团,准备建立佛教政教合一国家时,崔浩非常焦虑,天下这次真的要亡了!他开始有了一个大胆的“亡国存道统”计划,把皇上引入到他所设定的意识形态。

皇上当时对崔浩十分信任,因为崔浩擅长谶纬方术,在拓跋焘以前南征北伐战争决策中从未错过。其实对拓跋焘这个实用主义者来说,佛教也不是他的信仰,只是意识形态工具。崔浩知道儒家这种理性主义的学说,神通太少,文化程度不高的皇上不感兴趣,于是他引荐了天师道的领袖寇谦之来平城,太武帝宣布崇奉天师道,但崔浩让皇上祭奠礼仪都是轩辕神农,儒家的一套系统,皇上也搞不太清楚其中区别。

 

440年,崔浩和寇谦之劝太武帝改年号为”太平真君”,太武帝居然同意了,还在太平真君三年“登道坛,受符箓”,太武帝成了道教皇帝太平真君,同年又开造静轮天宫,要高到与天神交接。

太子晃作佛教徒,对父亲所作为多有微词,崔浩就挑唆皇上说太子有造反迹象。

北魏的太子监国是一个有实权的差事,皇上出征期间,太子可以直接出政令,好处是能顺利接班,但后果是如父子有嫌隙,可能就有父子相残。

没有直接证据太子谋反,先从太子班底的两位国师下手,444年,玄高和释慧崇被捕砍头,第二年太子忧郁而死。

就这一年,盖吴在陕西黄陵造反,太武帝亲自征伐,崔浩随征,到长安一个庙里,在和尚屋里有弓箭矛盾,皇上大怒,认定和尚与反贼同谋。崔浩请诏诛杀长安僧人,毁掉佛像,第二年,太武帝下令全国性灭佛,所有僧人全部坑杀。

这样大规模的赶尽杀绝,寇谦之都看不下去了,劝之不听,说用不了几年,你就会“受戮,灭门”,不幸而言中。

 

崔浩倒不是因为太武帝幡然悔悟而被杀,而是写北魏国史,写了大量拓跋鲜卑的秽史,蛮夷乱伦,禽兽不如,并且刻碑立训道旁,广而告之。崔浩年岁已高,有心在有生之年,趁着灭佛余威,一鼓作气,让鲜卑胡人归化汉文化,知廉耻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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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步抓了逆鳞,惹怒了皇上,下诏灭族,70岁的崔浩被囚禁木笼押往刑场,几十个军士打他刺他,往头上撒尿,死得极傪。

崔浩一死,太平真君年号立马被废。

 

452年,拓跋焘被宦官宗爱所杀,拓跋晃的儿子拓跋濬杀宗爱后继位,立刻下诏启用佛教。灭佛时逃散隐匿的北凉僧团被召回.

460年,昙曜受命开凿巨型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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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治国

太武灭佛只是中国佛教化道路上的一个波折,太武帝拓跋焘开创佛教治国的意识形态体系。在昙曜受命开凿的昙曜五窟里,太武帝有重要的位置。

 

昙曜五窟是北魏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成就,在平城的交通要道开凿巨窟,教化民众。

云冈石窟研究成果众多,这里引用古正美先生《贵霜佛教政治传统与大乘佛教》和阿城先生在《昙曜五窟》的说法。

昙曜五窟按历史顺序是指云冈20、19、18、17、16五个窟,与序号相反。

这五窟连起来看,强调一种传承关系,在昙无谶翻译的《悲华经》和《佛说弥勒大成佛经》中有清晰记述,并且与北魏的建国皇帝一一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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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窟,主佛为释迦牟尼佛,右侧左手执法衣,应为弥勒佛,左侧已崩坏,应为多宝佛。主尊对应是道武帝拓跋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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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窟主尊左手执“只掩二指”的法衣,按《佛说弥勒大成佛经》明确为弥勒佛。对应应为明元帝拓跋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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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窟主尊立佛左手执法衣,法衣雕刻千佛,《悲华经》多宝佛许转轮王无诤念将来成无量寿佛,转轮王有千子,多宝佛一一许他们未来成佛。所以主尊应为无量寿佛。对应为太武帝拓跋焘。

此窟最动人的是无量寿佛背后的僧人群像,都面带微笑,表情欣慰,非常生动感人,这组群像应是法难时殉难的僧团。左侧有一尊有头无身的头像,应是当时被砍头的太子国师玄高。

这一组群像奠定了北魏佛像雕塑的基本审美样式,悲欣交集,是中国雕塑史最具神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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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窟主尊是交脚转轮王像,对应在位的文成帝拓跋濬,正是昙曜开凿石窟的年代,正式开始佛教治国政教合一的制度。注意转轮王胸前两个龙头昂起,是转轮王诸宝中龙头璎的标志。当时拓跋濬还在位,尚未成佛,所以是转轮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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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窟主尊服饰有很大不同,未着佛衣,褒衣博带皇家装束,整个窟环境空疏,有肃穆感,古正美先生认定是文成帝拓跋濬的父亲,在太子位上去世的拓跋晃。拓跋晃未成为转轮王,只能着皇家服饰,线条硬朗,右手施无畏印,表情欣慰悲凉坚定。昙曜在雕刻此像时候,面对太子有面对玄高师兄一样的情感波澜吧。

虽太子晃不是转轮王,身后未成佛,底座是覆莲座,具有菩萨地位。

虽然北魏的意识形态主线是佛教治国,但王朝的结构依然是中华帝国的模式。

早期《魏书》中假托拓跋氏先祖是轩辕黄帝,承土德而为王。按王朝更替,要对应一种元素,按木火土金水的顺序,禅让排位。但议定为土德时候并未设想过前面的火德应该对应哪个王朝,到孝文帝亲政时,把行次从土德改为水德,宣布北魏直接继承西晋金德。

这一改动,是把北魏完全纳入中华帝国的序列中,成为一个朝代,而不是五胡十六国的第十七国。

 

在北魏时期,这种佛教和中华帝国的合体并未成为稳定态,而后的六镇之乱代表了这种反复,但融合的总趋势已经呈现加快的态势。

 

大唐帝国已经呼之欲出。

这种合体迸发出的强大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直接体现在军事上。

研究古代战例,六镇之后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年间,是冷兵器战争的最高水准,东魏和西魏洛阳城一战,双方对阵一整天都冲不垮,体现出的军事素质将士心理和组织能力,只要之后岳家军和金兀术之间战例还能稍有比肩。到戚继光时期,对付倭寇的鸳鸯阵法,算不上正规军的打法,以至调防北方后,只能全力推进火器以防守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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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是很出戏的朝代,一堆狗血故事可以让IP流量剧去发挥。读北魏史一不留意就搞糊涂辈分,到底算是弟弟还是侄子,是姨妈还是老婆,甚至应该叫奶奶还是叫妈都得想一想,汉人史官有些看不下去,史书改得不像样。但在云冈石窟还留下不少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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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山西游学的时候,会留意这些故事。

至于转轮王的故事,是另一个范畴,又可以写出很多内容。不过今天就不发挥太多了。

今天是五四,主要想借着北魏的朝代形成,尽可能探索一下完整版的中华帝国和中华文化。

 

我们自己认为的中华文化,实际上和外界认为的中华文化有很大的不同。

比如说唐宋元明清,这是我们以为是一路法脉正统,我们从未怀疑过唐和宋的继承关系,但在看过辽博的辽代文物看过应县木塔后,可能就不那么确定了,特别是辽代佛像,与唐代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在大英博物馆中国馆,C位就是辽代罗汉像。放在我们这边,这种摆放肯定会有很多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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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我们CHINA这名词,本意是契丹。辽继承了当时大唐控制的最重要的贸易线——草原丝绸之路,按照它的理解继承和传播着大唐文明。辽的“四时捺钵”制度,春秋是国内税收主导,冬天到北宋边界,接受贸易朝贡,夏天就去北方边界,接受因控制草原丝绸之路因贸易而产生的红利。

在这个框架下,北宋就显得保守封闭了,靖康耻是早晚的事。之后南宋打开海上模式,形成另一局面,暂且不表。

大唐开创了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一种世界帝国的模式,通过控制交通线控制世界贸易,通过辽的继承,最后被蒙古帝国发扬光大。而这时候,忽必烈元朝,只是蒙古帝国的组成之一。

蒙古帝国的问题在于,创立帝国模式版图过大,当时缺乏意识形态的统一的可能性。

明帝国是一个纠结的帝国。朱元璋为他驱除鞑虏合法性纯净文化中的异域色彩,而永乐帝朱棣却想继承蒙古帝国的模式,所以有郑和下西洋。万历年稳定了南方海路继承南宋,重新对外开放,不过,这之后中国就是一个产品供应商了,不再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在发展中一步步失去先机。

 

中华文化5千年,不存在是谁创造了一套东西,然后拿去同化别人,而是一个不断融合的过程,就连华夏一词,也是融合的产物。到长江口的水,还能分清楚哪些是金沙江来的,哪些是杂混入的吗?梁启超和孙先生对中华历史文化继承关系的界定切割,有他们当年革命的需要。但这种切割,毕竟是一种阉割。

 

胡人汉化的的同时,也是汉人胡化的过程。融合后帝国形态会有新面貌,清帝国是唯一没有对中华文化注入新内容的异族。前期完全继承了明帝国保守的一面,同治中兴后有新气象,但此时已经开始成为革命对象了。

中华文化保守一面被异族继承时,后人会面临一个逻辑困难,在驱除鞑虏的时候,我们应该站在“自己的文化”的哪一边?

这让五四的精英们为难了半个世纪。

参考书目

古正美《贵霜王朝政治传统和大乘佛教》

阿城《昙曜五窟》

李硕《南北战争三百年》

李黎《北魏平城时代》

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和扩大》

《悲华经》和《佛说弥勒大成佛经》是大乘佛教经典,北凉高僧昙无谶翻译,现在很少见,主要内容讲转轮王,估计是明朝时候被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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