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 2月 28, 2024

西安事变:生死时刻

1936年12月12日凌晨两点,张学良的东北军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乘摩托车驶离西安城。

在城郊的十里铺和灞桥镇,王玉瓒集结好所属部队,赶赴蒋介石的住所华清池。

东北军一个营的兵力来到临潼华清池后,随即与蒋介石的卫队发生激战。

慌乱中,蒋介石由副官蒋孝镇背着翻墙逃走。

他踏着蒋孝镇的肩膀爬上围墙,纵身跳下,扑通一声跌进墙外沟里,导致腰部受伤。

由于没来得及穿鞋,蒋孝镇把自己鞋子脱下来给蒋介石,然后二人分散跑入骊山上的树林中。

蒋在惊慌失措中躲藏进一块大石头旁的洼坑中,身披薄毯,冻得瑟瑟发抖。

凌晨四点多,天色渐明。

东北军在搜山过程中发现了大石头旁蜷伏的蒋介石,蒋遂被活捉,后带回到西安城内的新城大楼安置。

12日当天上午,张学良杨虎城联名向全国各地和南京国民政府发出通电。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此爆发。

西安事变:生死时刻

事变发生前的蒋介石(右)、张学良(左)和杨虎城(中)

时间回到一年前。

1935年秋天,张学良和他关外撤回来的东北军被国民政府调入西北。

在此之前,他丢沈阳、弃锦州、失热河,俨然已成为国人心中的“现代版吴三桂”。

比如当时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上的一首小诗,曾迅速传遍全国——

哀沈阳

——马君武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哪管东师入沈阳。

注:现实中张学良和胡蝶未见过面。

张学良三十出头的年龄,正是血气方刚,哪受得了这种屈辱?

1935年9月,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以张学良为代总司令,统帅陕、甘、宁、青四省军队“围剿”西北红军。

其实在此之前张学良不是没有剿过共。

只是东北军各个无心恋战、士气低落,效果很不好。

我党方面,对于身为“军阀二代”的张学良也并没有多少好感。

在1935年11月13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我党形容张学良为“不抵抗将军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忠实的走狗”。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935年11月的下旬。

让张学良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人物,名字叫杜重远。

西安事变:生死时刻

西安事变:生死时刻

西安事变:生死时刻

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赵一荻陪伴了张学良72年,其中50年为幽禁岁月

杜重远是东北籍的著名企业家,和张学良私交甚好。

二十年代他在沈阳兴办公司时,张学良还亲自投资12万元作为个人股本。

1935年的11月下旬,张学良在参加完南京举办的中国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因私去了一趟上海。

杜重远当时因“新生事件”(一次涉及侮辱日本天皇的中日外交事件)而获罪在狱中,张前来探望。

狱中的杜深受共产党秘密党员胡愈之等人影响,他力劝张学良放弃“剿共”,走西北大联合的道路。

即联合共产党、杨虎城和新疆之盛世才,取得苏联援助,共同抗日。

杜重远的方案深深打动了张学良。

尤其是联合苏联的建议,让张学良觉得非常实际可行。

张学良是想收复东北、一雪骂名的;他麾下的十几万东北军将士是做梦都想回归故土的。

想要消灭日本关东军,靠张学良自己或是蒋介石那显然是不行的。

只能靠苏联。

而在张学良眼中,我党即是苏联在中国的代表人。

所以后来他才会事事都向延安发电报“告知”,邀请周恩来、叶剑英赴西安调停,并“言听计从”。

西安事变:生死时刻

杜重远和张学良在一起的油画。杜曾在沈阳创办了我国首个机器制瓷厂——肇新窑业公司,打破日本的垄断。在其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仲勋同志曾在《人民日报》刊发长文《缅怀革命烈士杜重远》

从1936年初开始,张学良开始成为我党的“第一统战对象”。

1月20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秘密抵达陕西洛川,与张学良会谈。

此次会谈历时三个小时,李克农传达了我党拥张学良为“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的意愿,并暗示能获得苏联军火援助。

张学良的态度也比较明确——“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讨蒋”。

得知张的态度“软化”后,我党开始转变宣传风向,将“东北军”和“中央军”分化处理。

此后一段时间,李克农又前后两次前往洛川,与东北军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口头协议。

不仅如此,张学良还指示送给红军一批七九步枪、子弹数万发,并派少校副官王政用汽车送至红军驻防地。

这一时期红军的对外物资采购都是通过东北军进行的。

比如:印钞机和纸张、油墨、无线电器材、医疗器材、药品等,由东北军用汽车送到洛川,再改用牲口转运到双方防地交界处,然后移交苏区贸易局。

在东北军的帮助下,长征过后筋疲力尽的红军开始在陕北站稳脚跟。

当时张学良与我党唯一没有谈拢的关键问题,是“反日”与“反蒋”的关系。

我党坚持二者不可分离,而张学良则主张抗日必须“联蒋”。

直到1936年4月25日,我党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第一次把“中国国民党”列入抗日民族统一阵线行列。

至此,我党与张学良的分歧基本消除,“逼蒋抗日”的共同目标得以确立。

西安事变:生死时刻

中东路事件时的张学良。1929年7月,血气方刚的张决心夺回“中东路”,不惜与苏联开战,然而却一败涂地。

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或许已听闻张学良和我党接触的一些“风声”。

不过他显然没有意识到张的思想在短时间内已发生的重大改变。

1936年12月1日,张学良获得“小道消息”:如东北军不执行剿共命令,蒋便要将其调赴苏皖闽。

12月3日,张学良乘私人飞机飞抵洛阳见蒋介石,要求他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释放沈钧儒等爱国领袖。

蒋不为所动。

临别前,张学良终于亮出最后的“底牌”——他告诉蒋介石东北军“所部不稳”,邀请蒋亲莅西安加以安抚。

要动手了。

西安事变:生死时刻

张学良前脚刚走,蒋介石后脚就亲抵西安视察。

陪同的有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朱绍良等一干国府大员。

与此同时,蒋介石麾下中央军陆续开入陕、甘两省,新购置的战斗机不断在西安机场降落。

抵达西安后,蒋介石每日分批召见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与之“餐叙”。

在单独召见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张学良亲信、辖区与红军毗邻)时,蒋称“已发现其电台与共党有联络”,警告他要“服从命令”。

张学良在这几天里自然还是苦劝蒋介石放弃“剿共”,想以“至诚”感动蒋,以求共同抗日。

12月8日,蒋给出最后的答复:东北军实在不愿意剿共,就把你们调到福建去,陕甘两省空给中央军来剿共。

张学良终于死心。

次日,张学良得到关键情报——

原来蒋介石此行也有“小算盘”,张杨二人好便罢,不好便要就地削除他们的军权。

二人一合计,只能先下手为强了。

西安事变:生死时刻

新城大院前大楼。“新城大院”是陕西省人民政府驻地,自元末明初以来,这里一直是西北和陕西省行政中心所在地,前后延续长达600多年之久。

12月10日,张学良和杨虎城正式下令行动。

为了稳住蒋介石,不使其生疑,张学良事变前一天(11日)仍到华清池与蒋介石会面,还与陈诚、卫立煌、陈继承等一起吃晚饭。

晚宴一直到十点才结束。

午夜过后,张学良率东北军重要将领和幕僚来到西安新城大楼,和杨虎城一起在此指挥兵谏。

接下来便发生了本篇开头处的那一幕。

上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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