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25 5 月, 2024

黄奇帆最新演讲:坚定不移抓好改革、开放、创新三件大事,眼前的疫情冲击、地缘竞争…都不是事!(全文实录)

黄奇帆最新演讲:坚定不移抓好改革、开放、创新三件大事,眼前的疫情冲击、地缘竞争...都不是事!(全文实录)

2022宏观形势年度论坛·夏季年会16日-17日在北京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巨丰金融研究院承办,北京巨丰金控科技有限公司协办,北京巨丰金控科技有限公司、一克纳米(新经济学家)支持。

重庆市原市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黄奇帆作了闭幕演讲《改革开放创新,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下是发言实录: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参加本次论坛。今年以来,受新冠疫情冲击、俄乌冲突、主要发达国家通胀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世界经济复苏增长严重受挫,全球性、系统性的经济和金融风险持续累积。而当前我国经济也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只有认真办好自己的事、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有效对冲各种风险挑战,才能真正推动实现两个大局。而实现高质量发展,我认为要坚定不移办好改革、开放、创新三个方面的事

01

坚定不移深化改革

疏通国内大循环的堵点

改革涉及多个方位,当下改革的重点就是建设统一大市场。这是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潜力、形成世界经济强大引力场的头等大事,需要我们以改革的思维、务实的措施消除经济系统中客观存在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内循环的政策性梗阻,以新政策、新应用拓展市场新空间。从现实来看,当下至少有八个方面的体制性、基础性的问题,形成了国内市场大循环的堵点:

一是地区间过度竞争产生的负面效应。地区间的相互竞争、比拼经济增速和规模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之一。这是地区竞争带来的积极效应。但地区竞争也有负面效应,低水平重复建设、地方保护等阻碍了市场优胜劣汰功能的发挥。近年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这种现象有所减少,但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客观存在。

二是城乡二元架构导致市场分割。这表现在要素配置方面,劳动力在城乡的流动、区域间的流动仍有不少束缚,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机制还在探索。在商品服务方面,一些地方在农村流通的商品与在城市的同类商品看上去很像,但质量标准差得很远,甚至部分就是假冒品牌、伪劣商品。在交通物流、市场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城乡之间差距比较显著,制约着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动,反过来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

三是部分领域行政配置资源的色彩仍然浓厚。比如在能源领域,油气进出口仍然高度管制。中国是能源进口和消费大国,却在能源定价上缺乏话语权,这与我们的高度管制政策有关。再比如在电力领域,去年出现了大规模电荒,就是因为上网电价与煤炭价格不平衡配置造成的。国家为此推出了有序放开全部燃煤发电电量上网电价,电力市场化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此外,还有一些领域还存在不同程度的“玻璃门”“弹簧门”现象,一些领域的市场准入,不同地方的政策各不相同,企业在一个地方能注册,但换个地方就不行。等等。

四是物流体系不够畅通,物流费用居高不下。2020年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14.7%,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而美国的物流费用只有GDP的7%,欧洲、日本在6%-7%,甚至连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也只有10%左右,物流成本偏高已是社会共识。基本原因有三:一是铁路运量比重低。目前仅占总运量的9.5%,公路、水路分别占74.3%、16.2%(美国铁路运量的比重是20%);一般来说,铁路运输的成本是高速公路成本的三分之一,如果把铁路运量比重提高到15%-20%,将有效节约物流成本。二是公路收费高。一些高速公路收费几十年了,到期了还在收费;而发达国家的高速公路一旦BOT收费期满,就停止收费。三是多式联运效率不高,还没有实现基础设施软硬件的无缝对接。

五是部分行业存在人为的限行、限购等政策性梗阻。过去几年,治理过剩产能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有不少行业受到限购、限行、限牌照等简单的政策手段的限制,一些本来可以满足的需求得不到释放。比如,汽车行业,根据世行的数据,2019年每千人拥有汽车量美国为837辆、德国589辆、日本591辆,甚至一些亚洲国家如马来西亚为433辆,而中国仅173辆,应该说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但在一些地方,老百姓明明有很强的购车需求,却因为限号、限牌政策而买不了车。现在一些城市写字楼已经出现产能过剩,而楼房型的立体停车库几乎是空白,从规划上把原来要建的部分写字楼调整为立体停车库,既拉动了消费,又平衡了市场。

六是部分技术标准滞后抑制了需求。我国是当今世界钢铁装备生产线产能最大,但产能利用率较低的国家;同时,我国又是全球钢铁蓄积量不足,废钢炼钢循环经济比重偏低的国家。目前我国钢结构产量仅占我国钢产量的7-8%左右,而欧美等国家(地区)这一比重约为40%左右,提高各类建筑中的钢结构比重将显著扩大钢材需求,将有助于消纳这些先进的“过剩”产能。现在的钢筋混凝土房屋一般寿命为40-50年,钢结构房屋寿命可以长达100年以上,提高建筑用钢标准、推广使用钢结构,既可以使我国现有的钢铁产能充分利用,又可以大幅提升房屋质量、延长房屋寿命,长远的看还能形成废钢炼钢的循环经济,也有利于抗震减灾等等,一举多得。

七是要素市场化改革亟须提速。由于种种原因,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在运行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干预过多、市场化运作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目前正在实施的 “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等措施有利于提升要素流动性,有利于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有关要素市场化改革亟需按中央的政策措施加大推进力度。

八是国有资本内外循环有待打通。2020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268.5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76万亿元,99%的股权资本是工商产业型资本,总资本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都不高。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要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建立一批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推动混合所有制发展的要求,如何从现有国有资本中划转10万亿左右的股权资产来组建若干个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让这些运营公司像新加坡淡马锡或股权基金那样专注另类投资、股权投资,根据被投资企业的效益来决定进退,既盘活了国有资本,又推动混合所有制,促进了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循环畅通,扩大了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力、带动力、控制力。

推动以上这八个方面的改革,党中央早有部署: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到2020年3月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再到2020年5月发布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再到2022年3月发布的《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这些重磅文件提出了许多生财型、聚财型和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既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又具有极强的战略意义。在当下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因疫情而大幅受挫的背景下,落实好上述文件精神,认真推动一批不花钱或少花钱却又能带来巨量红利的改革,不仅符合经济社会实际,也有利于复工复产、激发企业活力、助力经济循环。

02

坚定不移扩大开放

用足用好RCEP开放红利

开放同样涉及各个方位,当下中国开放的重点是RCEP的落实。RCEP将为中国的产业发展带来五个方面的发展机遇:一是绝大多数商品实行零关税,有利于扩大优势产品出口。二是服务贸易准入门槛降低,为中国发展数字贸易、知识产权服务、研发设计服务、跨境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生活服务、文化服务、旅游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三是原产地累积规则的深入应用,有利于深化区域内产业分工、优化产业布局。四是有利于高质量引进来,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五是有利于高质量走出去,推动高水平共建“一带一路”建设。但是,这些红利、好处的产生需要各地方各部门用好、落实好。建议各地方从以下几方面深化RCEP政策推广和应用:

一是推动RCEP规则在政策制度层面加快落地。要系统梳理地方性的法规制度,落实RCEP在营商环境改善、服务贸易和投资部门开放等方面的强制性义务,同时还要着力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对于那些没有被自贸试验区覆盖的地方,RCEP的签署就相当于也享受到了自贸试验区的政策,所以不要等靠要,要主动对接、适应。那些已经批准的自贸试验区要在这个基础上有更高的对标要求,加快健全以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自由、运输自由、人员从业自由为重点的政策制度体系。

二是支持扩大货物贸易。鼓励企业加强RCEP原产地累积规则的应用,支持社会专业机构为重点企业提供RCEP原产地累积规则定制化服务,包括国别关税筹划、锁定高税差产品、将原产地规则纳入生产管理、开展进口关税优惠应享未享情况调查、提供切换协定运用建议等。鼓励企业深挖对RCEP国家的进口需求,引导企业在产品同质同价的情况下优先采购RCEP国家产品,围绕RCEP国家的消费特点研发新产品、开发新市场。推动货物通关便利化,完善通关模式,简化产品预审手续,培育RCEP规则下的“经核准出口商”。

三是扩大服务业开放,支持发展服务贸易。对教育培训、卫生医疗、物流配送、文化创意、科研创新、知识产权服务,对银行、证券、保险、产业链金融等金融行业,对跨境的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各类进出口货物贸易相伴随的服务贸易,进一步放宽准入门槛,实行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的服务业开放。要加快发展与货物贸易相伴随的银行、证券、保险、保理、租赁、金融结算以及跨境发债融资、投资、并购、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等业务。同时,进一步优化与RCEP成员之间物流体系,建设面向RCEP的服务贸易信息平台、技术服务平台、培训服务平台和融资服务平台等公共服务平台体系。在自贸试验区内落实“简税制”“低税率”的要求,吸引一大批专业性强、效益利润好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企业和专业人才。

四是支持开展离岸贸易、转口贸易、数字贸易等。支持企业应用RCEP规则开展服务外包,发展离岸贸易、转口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型服务贸易。对于合理的离岸转手买卖业务,海关可以根据国际惯例对贸易合同货单、贸易清算结算税单和物流仓储货单实行三单分离审核。以这些政策带动加快发展保税展示进口贸易、转口贸易、离岸贸易、跨境电子商务贸易、数字贸易、服务贸易等。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放宽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及其数据处理中心领域的准入门槛,减少限制范围。

五是支持开展双向投资。在“引进来”方面,注重开展全产业链招商,重点招引掌握三链的跨国公司,同时用好开放政策将其上下游一并引进来,力争在100公里半径范围内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的产业链集群。同时,还要注意引进RCEP国家的知名高校、研发机构和世界500强跨国企业来华建立独立研发机构。在“走出去”方面,一方面要用好RCEP原产地累加规则来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在推动优势产能走出去的同时,用足用好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将价值链结算环节留在国内;另一方面,要大力支持中国企业到RCEP成员国投资、收购科技创新企业、知名品牌、优质矿产资源项目等。

以上五个方面,是各地方可以起而立行的,做好了也是可以产生万亿级红利的,要加快落实。注意到最近,美国联合十几个国家搞出了一个“印太经济框架”(IPEF),意图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目前IPEF 14个成员国中,除了美国、印度和斐济外,其他11个国家都是RCEP成员国,而中国恰恰是这11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只要我们坚定不移扩大开放,认真落实好、用好RCEP的开放规则和政策,中国与其他RCEP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联系只会更紧密。去年9月16日,中国正式提出申请加入CPTPP;10月30日习近平主席宣布决定申请加入DEPA。可以说,中国正在朝着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开放全面迈进,以开放倒逼改革、促进发展的新浪潮即将到来。任何想在产业链供应链上让中国与世界脱钩、去中国化的图谋都不会得逞。

03

坚定不移强化创新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创新也是涉及多方位的,当下创新的重点要集聚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过去40多年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拉动。但是目前,中国政府和企业的负债率已经很高,不论是旧城改造、基础设施、工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再通过大规模借债进行大量资本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减弱;在劳动力方面,城市化率到了天花板,老龄化在加深,劳动力供给也下降了。注意到,虽然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达到美国的76%,但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仅有美国的40%左右。与其他发达国家日本、德国等比较,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仅仅是日本的63%、德国的44%左右。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趋于下降。因此,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增长,需要全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除了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提升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外,还要坚定不移强化创新:不仅仅要重视科技创新,更要重视体制机制创新、产业组织创新。我们要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等产业组织层面有新的迭代升级,有更高质量的产业体系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占据主动,才能发挥中国作为最大规模单一市场、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优势。应重点抓好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持之以恒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这是创新的“0—1”阶段,是实现原始创新、基础创新、无中生有的科技创新所必须的。这方面我们有很大短板:尽管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已经占到GDP的2.44%,总量在全世界排第二,但投向较为分散;一些需要长期投入的基础研究领域(如为核高基提供支撑的领域)投入占全部研发费用比重长期徘徊在5-6%,与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多为15%-20%差距较大。十四五规划纲要已经提出,要在十四五末期将这一比例提高到8%。我们期待,在此基础上,再经过十年能将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重提高到15%左右的水平,并在以后继续逐步提高。

二是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的中小企业不能停留在“杂、散、小”阶段,要重点培育以下三类“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第一类是产业链中起到卡位作用的企业,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及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领域主营业务突出、竞争力强、成长性好,这是我国形成更具韧性、更加安全的工业体系,建设制造强国的关键所在。第二类是各行各业的隐形冠军,长期专注于某一个细分领域,做到生产技术或工艺全球领先、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列、在行业内起到核心导向作用,往往掌握着某一行业的定价权,控制着整个产业链中30%甚至40%的产值,影响整个行业的利润水平。第三类是专业从事生产性服务业的企业。国际制造业领军企业大都已向服务型制造转型。目前,服务收入已占世界500强中制造企业总收入的1/4。随着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绿色化、集群化和智能化,需要一大批专业从事研发设计、仓储物流、供应链金融、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服务、检验检测认证、商务咨询、电子商务、人力资源等的中小企业。

三是要培育中国自己的生态主导型的“链主”企业。这些企业往往以知识产权为基础来组织全球价值链,已进化成了特殊的商业组织。当前,中国在部分领域已有此类企业出现,我们要倍加珍惜。一是要用中国大市场为这类企业推广其应用、迭代其技术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二是鼓励这类企业树立全球视野,根植全球化基因,通过搭建国际交流、项目合作和市场开拓平台,帮助这类企业在全球开展知识产权、行业标准的布局。三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生态主导型的“链头”企业的共性特征是在底层技术上形成自主的知识产权。支持此类企业发展壮大,强化其知识产权保护就是从根上对其竞争力形成有效保护,这方面需要持续加强。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到2035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阶段。只要我们牢牢抓住这个重大机遇,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抓好改革、开放、创新这三件大事,眼前遇到的疫情冲击、俄乌战争、地缘竞争甚至个别国家对我的打压,都不是事。我们要不畏浮云遮望眼,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新发展的实实在在的新成果、扎扎实实推动实现国民经济再上新台阶,我们就一定能够如期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谢谢大家!

黄奇帆最新演讲:坚定不移抓好改革、开放、创新三件大事,眼前的疫情冲击、地缘竞争...都不是事!(全文实录)

【延伸阅读①】

黄奇帆: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面临的冲击及其发展趋势

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和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季度论坛(2022年中期)在线上举行。

重庆原市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黄奇帆就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的冲击及其发展趋势发表看法。

黄奇帆最新演讲:坚定不移抓好改革、开放、创新三件大事,眼前的疫情冲击、地缘竞争...都不是事!(全文实录)

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是

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力量

当前无论是中国还是全球的经济运行都受到了三个基本因素的冲击和影响。

一是新冠疫情反复延宕;

二是俄乌冲突升级;

三是国际地缘政治竞争加剧。

所以,最近关于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各种观点也比较杂,比较多,有人以新冠疫情冲击为由,说全球化转向了,供应链要近岸化;有人以俄乌冲突为由,说全球化终结了,新冷战开始;也有人以个别国家搞的逆全球化为由,说全球化倒退了,总之,无非是说过去以水平分工为代表的全球化到头了,碎片化了。所以,全球供应链要大调整。这些观点看上去挺吓人的,实际上也是很短视的,对此我们应该看看跨国公司上半年来是怎么安排供应链的,又是怎样应对供应链不确定性的。

实际上,全球化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直线发展的,总是在曲折中上升的,总是有各种不确定性。但不确定性中有确定性的主体,跨国公司应对种种不确定性,基本有两种确定化的策略。

一是产地销,就是在一个地方生产产品后,直接销往世界各地,这种模式下,一般需要当地营商环境符合至少五个条件,一是当地产业链配套比较齐全,容易形成各种产业链集群;二是交通物流电力等基础设施条件较好;三是劳动力素质高成本相对低,并且足够充裕;四是开放条件好,企业进行进出口贸易比较便利;五是当地的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配套相对齐全,等等。

企业在这里生产出产品后从产地直接销售到全球市场,比如苹果手机有一半出自于郑州的富士康,2021年出货1亿台手机,绝大部分由苹果公司销往世界各地,这背后是围绕着富士康郑州做了大量的产业配套,集聚了零部件供应商、运输企业、其他组装环节厂商等等,甚至为富士康设立了综合保税区,形成了超千亿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另一种是销地产,在主要的销售市场组织生产,直接满足当地需求。这就需要当地的市场足够大,与在别的地方生产后通过进口来满足当地需求相比,销地产至少有四个优势。

一是可以绕开进口保护关税的限制,

二是由于在销售地组织生产自然降低了物流成本,

三是可以更加及时准确的掌握市场信息,根据当地客户需求调整产品设计,更加敏捷的满足客户需求,

四是由于在当地组织生产,税收、利润和GDP都留在当地,产生的就业也都是当地的,自然形成了良性互动,也就更容易减少各种非贸易壁垒。

比如2021年美国通用汽车全球销售汽车600多万辆,在上海和柳州的通用工厂每年合计生产300万辆,在中国销售290多万台,是典型的销地产。通用全球2000年时销售800万辆,现在它的全球800万辆已经缩减到600万辆,这600万辆中有近300万辆是在中国生产、销售,它在世界各国除中国之外也就销售了300万辆,从当年的800万辆降低到了300万辆,所以,通用在中国市场不仅可以规避中国对进口乘用车高额关税或其他的非关税壁垒,还可以通过占领中国市场持续不断的研发适合中国消费者偏好的产品,使得它以更好的适应与其他车企在全球的竞争。当然随着中国继续扩大开放,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不断下降减少,贴近中国消费者,以中国销售为其高额研发融资,进而维系全球竞争力,是很多跨国企业的首要考虑。

跨国公司选择产地销和销地产两种模式是精心计算的结果,是考虑了各种不确定性后的理性选择和最佳方案,这两种模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减各种不确定因素带来的冲击,比如产地销模式,苹果和富士康之所以选择郑州作为生产组装基地,是因为这里劳动力资源丰富,物流和相关产业配套好,是经过系统考察精心计算后的决策,绝不是随意的投资冲动。

同样,通用之所以选择上海、柳州作为销地产的基地,也是因为可以近距离的获得客户,而获得客户是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的确定性。所以,综合这两种模式,我们反过来思考全球化,未来只要人类社会各种消费需求在不断增长,跨国投资贸易不会停止,还会继续增长,只不过将会以更加集约、更加经济的方式来呈现。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国经济是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力量。因为中国是世界独一无二、超大规模单一市场,产地销和销地产这两种模式在中国都可以得到充分的施展,事实上与印度碎片化的市场不同,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加上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造就了中国经济独一无二的强大竞争力,进而造就了不会轻易被撼动的全球供应链和产业分工格局,具体而言,中国市场的规模效应可以大幅摊薄制造业的研发成本、固定资产投资成本、物流成本、市场开发成本、甚至原材料采购成本,这种规模优势可以影响到整个制造业成本的30-40%,一类产品只要在中国能够生产,马上就能大幅压低同类产品售价,这是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的威力所在。

另一方面,中国拥有世界近20%的人口,一个产品一旦占领中国市场,相当于世界市场20%的一种覆盖,在这个意义上,在中国搞销地产也是不可多得的一个机遇。所以,在中国销地产、产地销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合,中国的内循环、双循环,销地产的产品也可以有部分外销,产地销外销的产品也有部分可以内销,所以,销地产和产地销在中国也是可以形成双循环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特斯拉在如今情况下,仍然宣布扩大产能,再投入几十亿进行二期建设。

黄奇帆最新演讲:坚定不移抓好改革、开放、创新三件大事,眼前的疫情冲击、地缘竞争...都不是事!(全文实录)

应对新挑战需要稳中求进

建立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产业链体系

前面说到稳,但还不够,稳只是要守住现有的盘子。但真正的守住摊子的是进攻,只有进有所取、进有所成,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我们在一些领域受制于人的境地。为此,要在产业链、供应链等产业组织层面有新的迭代升级,有更高的质量和产业体系,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占据主动,才能进一步发挥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单一市场产地销、销地产的优势,发挥内循环、外循环相互促进的优势。

我们下一步要做五个层次产业链的努力。

首先以产业链招商打造产业链集群,要从过去招商引资就项目、论项目的点对点招商模式,向产业链集群招商转变,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节约高效,规模要么不干,一干就是几千亿、上万亿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从这次疫情应对来看,那些产业链相对完整,产业链自成体系的地方恢复起来要比两头在外,高度依赖国际供应链的地方要快要好。这种集群化生产模式降低了从全球采购零部件所带来的风险,在疫情时期更突出了他们的竞争力,这种集群包括上中下游产业链制造业集群,还包括一个集群同类化,比如汽车可以有独特的产业链集群,也可以有通用的产业链集群,可以五六个产业链集群在一起,这样零部件企业就可以既为这家企业的品种服务,又为那个企业品种服务,产生规模效应,所以叫做产业链集群,同类项产业链集群。还有一个是上中下游生产线服务业的产业链集群。如果把这三种产业链集群都集聚起来,这个地方应对各种冲击的影响就会小。

二是进一步自立自强加快补链扩链强链,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产业链中的薄弱环节实现补链扩链强链的计划,实现更高水平的分工,更深层次的整合,集中对相对薄弱的物流保险、工业设计、金融科技、数字经济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大力度补短板,这是补链。或者要利用日益形成的贸易关系将产业链上下游优势企业导入,形成产业链高度集成,这是扩链。

还有推动现有优势企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这是强链。推动补链扩链强链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实现更高产业链集群,这种产业链集群在国外需求依旧疲软的时候可以通过努力,营造以当地需求、国内需求为拉动的内循环,保证产业链集群的健康发展。

当国际市场复苏的时候,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扩大产业集群规模,发展质量。通过加强区域产业链合作带动全球产业链的大循环,既有助于我们防范和应对类似新冠疫情这种全球断链风险,又因为产业链集群本身形成巨大市场份额,可以有效阻碍未来在某些关键领域被人卡脖子的风险。

三是培育并形成一批既能组织中下游产业链水平分工,又能实现垂直整合的制造业龙头企业,也就是核心代工的龙头企业。中国制造业门类齐全,实际上在全世界形成了一个十分突出的产业能力,即对复杂产品的组装能力,这类高技术复杂产品的组装厂,固然仍停留于微笑曲线的中间,与掌握着三链的跨国公司比,我们所在的中间环节增加值利益不高,但也不要小瞧了这一能力,因为它是成百上千产业链组成的龙头企业,这一能力背后是对产业管理水平供应链组织能力的集成,也是我们不可多得的一大优势。

富士康、英业达、华硕等五大企业,把全球电脑手机80%的产品在做总装,这就是他们的能力,他们到哪个城市布点,哪个城市跟着形成中下游、中上游等几百、上千个产业链集群,在这个意义上讲,龙头代工企业是布局产业链的一个指挥棒。中国目前也开始有了这类企业,比如比亚迪电子、立讯精密都是最近几年新崛起的、重要的,能够在电子制造业领域、各种机械加工领域形成龙头代工总装,对产业链进行布局调度的企业,他们到哪儿,哪个城市的产业链集群就会相对较快形成。

四是要培育中国自己的生态主导型的链主企业,微软公司、google公司、苹果公司都是生态主导型企业的典型例子。以苹果公司为例,它是没有部件制造商,不做硬件的企业,是以知识产权为基础组织全球产业链的特殊商业组织,苹果公司不直接生产苹果手机,凭它拥有的专利商标、版权品牌、产品设计软件、数据库等产前产后的组织管理和经营,全球化的标准,全球苹果手机产业链的标准由它提供,手机供应链的纽带它管控,上千个供应链上企业互相清算结算的价值链、专利支付管理的枢纽由它掌控,它掌控着产业链标准、供应链纽带和价值链枢纽,主导着苹果的生态。当前中国在部分领域也有此类企业产生,我们都要倍加珍惜。

因为掌控三链的企业,看起来不做制造业,只做一些服务业,但是它掌握的生态使得苹果产业链的全球利润的80%长在它手里,而干活的上千个企业其实只分享20%的利益,这一类企业当然站在生态顶端,中国在产业链发展当中不能光是由产地销、销地产的吸引能力,更要有组织产业链布局龙头企业,特别要争取产生对三链控制的企业,在这个意义上,一是要利用中国大市场为这类企业推广应用迭代技术,提供强有力支持,二是要鼓励这类链头企业树立全球视野,根植全球体系,通过搭建国际交流项目合作和市场开拓平台,帮助这类企业在全球开展知识产权、行业标准的布局,三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生态主导型链头企业的共性特征是在底层技术上形成自主的知识产权,要支持这类企业的发展壮大。

五是要谋划布局一批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这是新一类产业变革的制高点,产业链集群化真正的主战场在于一些世界性的具有万亿美元级别的,对中国国内来说就是万亿人民币级别的耐用消费品的产业链集群,事实上全世界每隔二十到三十年就会产生四到五个代表性的耐用消费品,进入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千家万户,成为风靡一时的消费主流,不管在中国、亚洲、欧洲、美国都是如此,比如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等,八九十年代是空调、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新世纪以来二十年,在中国是手机、笔记本电脑、液晶面板电视机、汽车等,这些产品的全球市场规模往往都超过万亿美元,在中国就是万亿人民币,哪个国家、哪个城市能够把这些产业发展起来形成集群,就会在国际竞争中走在前列。

当下,我们不是要着眼于过去二十年已经形成的四、五个产业链集群互相竞争,更重要的是要抓住未来的四大件、五大件,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从符合未来产业变革的方向整机产品入手,打造战略性、全局性产业链,就是这个意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思想。

今后二三十年,能够形成万亿美元级别市场的“五大件”,大体上现在已经出现雏形,出现五个方向。

一是无人驾驶的新能源汽车;

二是家用机器人;

三是头戴式AR/VR眼镜或头盔;

四是柔性显示;

五是3D打印设备。

要积极进行前瞻性布局主动出击,围绕这些重点产业形成一批国内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形成一批能够在全球去布局的龙头代工组织企业,特别是能够形成四五个新产业的链头企业。

总之,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中国稳有基础,近有所取,假以时日,稳中求进,不仅能够构建中国本土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产业链体系,而且还有一批能在全球布局产业链、供应链的龙头企业和链头企业,我们不是等在国内让全球的链头和龙头,因为中国有优势而来布局产业链,我们自己能够产生龙头企业和链头企业,不仅能够在中国布局,而且主动到东南亚、RECP地区,到其他地区布局,那时候产业链布局主动权是中国人说了算,这是我们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根本之道。

黄奇帆最新演讲:坚定不移抓好改革、开放、创新三件大事,眼前的疫情冲击、地缘竞争...都不是事!(全文实录)

【延伸阅读②】

黄奇帆:当前中国经济的

五重挑战与金融对策

5月14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在“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未来我们至少面临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全要素生产率偏低、资源环境约束等五重挑战。他认为应对这些挑战,金融领域有五个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并指出中国资本市场的三个可提升环节。

以下为黄奇帆教授演讲及问答全部内容,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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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当前中国经济面对的五重挑战


各位专家,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受邀参加今天的圆桌讨论。就今天的话题我谈几点体会。我认为,当前和今后我们至少面临以下五方面的挑战:

第一是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

当前,新冠疫情深度冲击世界经济,主要发达国家货币超发,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全球通货膨胀渐行渐近。国际经贸秩序深度调整,反全球化逆流时有回潮,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面临更多挑战。

俄乌冲突持续升级,局势走向扑朔迷离,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越来越大。“灰犀牛”、“黑天鹅”层出不穷,对我宏观经济稳定构成压力。

第二是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偏低。

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趋于下降。目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1.25%左右,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只有美国的40%、德国的43%、日本的63%。如果我们希望在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达到美国的60%的水平,那就是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必须达到2.7%,比现在的增速要翻一番以上。

如果未来15年我国GDP增速达到5%左右,2.7%就意味着它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要达到50%以上,做到这个很难,是很严峻的挑战,但我们又必须把全要素生产力搞上去,让它增长上去,这才能使我们的高质量发展有基础。

第三是资源环境约束偏紧。

毋庸讳言,中国在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同时,也成为资源能源消耗大国,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重要资源进口依赖度过高。

长期以来形成的大进大出、粗放发展的经济模式在日益偏紧的资源环境约束面前难以为继,迫切需要向绿色发展、低碳发展转型。特别是我们宣布了3060目标,要实现它们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第四是科技和产业革命日新月异。

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核心内容的数字经济、以细胞免疫、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技术突破和应用为代表的生物经济、以零碳低碳技术开发和推广等为代表的绿色经济正在重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创新链。

加上不断拓展的深海、深空探测,脑机协同、人机互动、虚拟和增强现实等,未来产业在不断更新迭代。如何把握机会,参与甚至是引领这些科技革命,是中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应当承担的重要使命。

第五是社会层面包容发展任务繁重。

比如,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凸显。根据七普的调查结果,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亿人,占总人口18.7%,比六普上升了5.44个百分点。预计到2035年前后,我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

再比如,我们虽然解决了一亿人的绝对贫困问题,还有大量人群的相对贫困问题,而且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要比解决绝对贫困更加复杂、困难,在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领域仍然存在不少短板,推进实现共同富裕任重而道远。

以上说的这五方面的挑战,以及与需求的下降、预期的下降、供给的下降,这三个下降的叠加,总体上现在的经济发展的确是遇上困难的阶段。应对这些挑战,唯有改革、开放和创新。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激励创新,最大限度把中国这个最大规模单一市场的活力激发出来,进而打造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以自身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一切未来和外部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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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中国金融领域的五个策略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金融兴则经济兴。我认为,下大力气搞好金融,是下一阶段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对应上述五个方面的挑战,金融领域有五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一是适时建立人民币之锚。

目前,我们的人民币发行在一定程度上仍是锚定美元的,这固然有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但从中国未来的国际地位和发展需要来说,这种现状绝非长久之计。

一国的货币应该锚定在自身GDP的含税量上,锚定在自己的国债信用上,只有如此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铸币税。只有有了自己独立的货币锚,有了自己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才有真正自主的货币政策,国内一切金融资产的定价才有了基准。

这个问题在当前日益复杂的国际博弈中显得越发迫切,需要研究。我们在今后的5年、10年、15年过程中要主动地、积极地研究这个问题,并适度采取相应稳妥的措施,逐步把中国货币的定位进行调整。

二是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低、对GDP贡献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要素错配,特别是金融错配。前几年房地产一业独大,房价高企绑架中国经济,大量资本裹挟着银行贷款无序涌入房地产业,现在出了不少问题,这就要我们思考“房住不炒”背后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来支撑?

再比如,目前金融业的平均收入水平是制造业的好几倍,我们四千多家上市公司,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利润占了全部利润的一半。美国的股市也是四千多家公司,其中几十个金融上市公司占美国股市全部利润的16%~17%。所以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不平衡的。再有一点,中央明确要求保持制造业一定比重,那么我们就要思考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

三是结合中国国情发展绿色金融。

目前,一方面,双碳目标下我国绿色金融业务发展很快,但作为绿色融资的基础,有关减排和绿色的认证标准和体系仍在探索中。另一方面,中国以煤为主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中国不可能一夜之间把煤电机组全淘汰掉。

这个转型需要二三十年的过程,即使将来实现了“30·60”目标了,煤电仍是一个重要补充。所以在这个的过程中,金融部门不能“谈煤色变”,而是要立足国情发展服务绿色转型的融资体系,即“转型融资”。这不仅是中国的需要,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四是加快发展面向中小型科技企业的科技金融。

这些年来,中国也涌现了不少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但很多机构对真正的先进技术、创新的独角兽缺乏鉴别力,往往是国外主力机构投了,国内机构才跟进,甚至一窝蜂,在一些领域甚至形成了新的重复建设、低水平竞争。

上一轮消费互联网时代,我们看到的这些巨头,都被外国资本投了重仓。这一轮,在双碳经济、数字经济、生物经济等前沿领域,我们国内的这些机构们能否抓住机遇呢?我们既十分期待,又同样担忧。

五是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共同富裕。

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让老百姓更好的获得财产性收入。

即使是普通职工,在正常的工资收入之外,我们也应该创造条件让其有投资性收益的渠道。比如发展企业年金,把企业年金建设成养老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允许企业年金通过市场化方式投资于资本市场,这既为职工分享资本增值收益创造了条件,也为资本市场输送了源源不断的长期资本,一举多得。这是金融服务共同富裕的一种方式,类似的渠道还有很多,需要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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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对资本市场的建议


主持人:中国的资本市场已经是全球第二大,但是似乎中国的资本市场在促进科技创新方面提升的空间还很大。想请教黄市长,未来应该怎么做?

黄奇帆:从中国资本市场规模来说,70多万亿的市值的确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仅次于美国的资本市场。但从资本市场应有的功能来说,比如资本市场有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有投入产出的功能,有国民经济晴雨表功能,应该说还没有彰显出来。

我们国家近20年GDP增长翻了三番,经济效益都发展,但资本市场20年前2000多点,现在也就2000多点3000点。投入产出功能来看,这方面也体现效益更差了一点,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也少了一点。

这么大的规模的资本市场,什么原因产生三个薄弱环节,主要就是我们在结构性、基础性的方面我们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从融资端来看,没有有效的退市制度。

我们目前进行了注册制改革。不管是二三十年前审批制还是最近几年的注册制,我们上市公司的数量现在已经突破4000家,上市公司的数量增长是很快的,但在市场加速扩容下,存量资本资金分流明显,抽血压力很大,场外资金迟迟处于观望态度,由此也会导致股票市场存量资金进一步分流。同时我们在过去20年里边,经常有上市到一定阶段停止发行,半年一年后又恢复发行,这样的情况有6次之多,最近几年虽然没有但是股市也不涨了。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说要用发行停顿这种方式来控制上市数量。关键是要建立有效的退市制度,打破我国股市IPO刚性兑付,要实现优胜劣汰,有进有出。如果只进不出,那么这个股市就会变成垃圾股的天堂。所以股市健康的生命之基是优胜劣汰,是保持上市、退市的股票数量大体持平。

比如说美国在2010年到2015年5年里面,新股上市了1500多家,退市1400多家,这就形成优胜劣汰。美国上市的公司数量在十几年前是4000多个,现在还有4000多个。那么我们的股市30年时间从0到现在4000多家,是不是再过10年变5000?6000?7000?实际上退市如果不到位,那么我们的市场是搞不好的。没有退市制,也不会有健康的注册制。最近注意到证监会加快了退市制度的建设,这是个良好的开端,也是非常重要的思想。

第二从投资端来看,长期资本投资占比比较低。

因为由于A股市场长期的高波动性的特征,缺乏稳定的财富效应。居民的资产、长期资金,包括很多机构,也不大敢往股市里面投,往往设定了很多对股市投资比例的限制。

我们看在总市值的口径下,美国和中国机构投资者的比重。美国的机构投资在美国总市值占约60%,中国机构投资只占总市值的13%,A股机构化程度显然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我们现在资本市场被人诟病的一个问题就是缺少长期投资资本,缺少机构投资力量,都是散户在投资。

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就是我们长期资金,比如企业年金、社保基金、商业保险的基金,这些都可以构成中国版的401K的社会保障计划。大力推进必将在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同时,也为股市经济方程积累长期资本。

第三从机构端来看,竞争力弱同时存在结构性问题。

我们国家的证券公司综合实力尽管也有一百几十家,但是竞争力相对弱,直接投资、并购、顾问能力都不高,证券公司行业集中度也太低。而公募基金行业也同样面临结构性问题,比如到2000年底的时候,我们公募基金17.8万亿,和美国等成熟的基金市场比,我们公募基金的结构失衡的。

这个17万亿的资金表现为货币基金的规模占90%,投向股票的资金规模只占10%,而在国际上这个比例约是一半一半。所以我们的基金都不往股市里头,那就成问题,导致公募基金长期价值投资能力和专业定价能力没有充分体现。对资本市场的定价效率贡献和支持实体经济的功能效率没有达到公募基金应有的水平。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壮大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力量。那么机构投资者包括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保险机构、物资运营公司、产业引导基金,包括外资机构等等。从具体结构来看,刚才说了公募基金是17万亿,那么私募基金有10万亿,那么都表现为这个资金对股票投资太低,应该在这方面有所导向。

总的来说,现在我们的公募私募保险资金真正投资到股票市场只占基金总量10%,这方面是过于保守,也就是说我们的机构本身代表政府主导方面的机构本身,对股市信心就不敢投没信心,那叫全国股民散户投资去干这个活,情何以堪。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黄奇帆最新演讲:坚定不移抓好改革、开放、创新三件大事,眼前的疫情冲击、地缘竞争...都不是事!(全文实录)

   黄奇帆:全球化到头的观点很短视,

今后二三十年新能源汽车等5领域

能形成万亿美元级别市场

下半年,随着疫情因素的极大缓和,在宏观政策全面发力和市场主体修复调整的共同作用下,受抑制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将得到充分释放,产业链供应链得到有效恢复,中国经济将实现强劲反弹,下半年实际GDP增速有望达到6.4%。全年来看,综合考虑中国经济自身调整和一揽子政策措施的拉动效应,在基准情景下,预计2022年实际GDP增速为4.7%,较2021年两年平均增速回落0.4个百分点,高于全球经济增速近2个百分点,考虑到人民币贬值因素,以美元计价中国经济占全球的比重基本稳定。

我就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的冲击及其发展趋势谈一点认识,我讲两部分的内容。

第一,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是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力量。

当前无论是中国还是全世界的经济运行都受到了三个基本因素的冲击和影响。一是新冠疫情反复延宕;二是俄乌冲突升级;三是国际地缘政治竞争加剧。所以,最近关于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各种观点也比较杂,比较多,有人以新冠疫情冲击为由,说全球化转向了,供应链要近岸化;有人以俄乌冲突为由,说全球化终结了,新冷战开始;也有人以个别国家搞的逆全球化为由,说全球化倒退了,总之,无非是说过去以水平分工为代表的全球化到头了,碎片化了。所以,全球供应链要大调整。这些观点看上去挺吓人的,实际上也是很短视的,对此我们应该看看跨国公司上半年来是怎么安排供应链的,又是怎样应对供应链不确定性的。

实际上,全球化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直线发展的,总是在曲折中上升的,总是有各种不确定性。但不确定性中有确定性的主体,跨国公司应对种种不确定性,基本有两种确定化的策略。

一是产地销,就是在一个地方生产产品后,直接销往世界各地,这种模式下,一般需要当地营商环境符合至少五个条件,一是当地产业链配套比较齐全,容易形成各种产业链集群;二是交通物流电力等基础设施条件较好;三是劳动力素质高成本相对低,并且足够充裕;四是开放条件好,企业进行进出口贸易比较便利;五是当地的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配套相对齐全,等等。

企业在这里生产出产品后从产地直接销售到全球市场,比如苹果手机有一半出自于郑州的富士康,2021年出货1亿台手机,绝大部分由苹果公司销往世界各地,这背后是围绕着富士康郑州做了大量的产业配套,集聚了零部件供应商、运输企业、其他组装环节厂商等等,甚至为富士康设立了综合保税区,形成了超千亿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另一种是销地产,在主要的销售市场组织生产,直接满足当地需求。这就需要当地的市场足够大,与在别的地方生产后通过进口来满足当地需求相比,销地产至少有四个优势。一是可以绕开进口保护关税的限制,二是由于在销售地组织生产自然降低了物流成本,三是可以更加及时准确的掌握市场信息,根据当地客户需求调整产品设计,更加敏捷的满足客户需求,四是由于在当地组织生产,税收、利润和GDP都留在当地,产生的就业也都是当地的,自然形成了良性互动,也就更容易减少各种非贸易壁垒。

比如2021年美国通用汽车全球销售汽车600多万辆,在上海和柳州的通用工厂每年合计生产300万辆,在中国销售290多万台,是典型的销地产。通用全球2000年时销售800万辆,现在它的全球800万辆已经缩减到600万辆,这600万辆中有近300万辆是在中国生产、销售,它在世界各国除中国之外也就销售了300万辆,从当年的800万辆降低到了300万辆,所以,通用在中国市场不仅可以规避中国对进口乘用车高额关税或其他的非关税壁垒,还可以通过占领中国市场持续不断的研发适合中国消费者偏好的产品,使得它以更好的适应与其他车企在全球的竞争。当然随着中国继续扩大开放,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不断的下降减少,贴近中国消费者,以中国销售为其高额研发融资,进而维系全球竞争力,是很多跨国企业的首要考虑。

跨国公司选择产地销和销地产两种模式是精心计算的结果,是考虑了各种不确定性后的理性选择和最佳方案,这两种模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减各种不确定因素带来的冲击,比如产地销模式,苹果和富士康之所以选择郑州作为生产组装基地,是因为这里劳动力资源丰富,物流和相关产业配套好,是经过系统考察精心计算后的决策,绝不是随意的投资冲动。

同样,通用之所以选择上海、柳州作为销地产的基地,也是因为可以近距离的获得客户,而获得客户是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的确定性。所以,综合这两种模式,我们反过来思考全球化,未来只要人类社会各种消费需求在不断增长,跨国投资贸易不会停止,还会继续增长,只不过将会以更加集约、更加经济的方式来呈现。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国经济是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力量。因为中国是世界独一无二、超大规模单一市场,产地销和销地产这两种模式在中国都可以得到充分的施展,事实上与印度碎片化的市场不同,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加上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造就了中国经济独一无二的强大竞争力,进而造就了不会轻易被撼动的全球供应链和产业分工格局,具体而言,中国市场的规模效应可以大幅摊薄制造业的研发成本、固定资产投资成本、物流成本、市场开发成本、甚至原材料采购成本,这种规模优势可以影响到整个制造业成本的30-40%,一类产品只要在中国能够生产,马上就能大幅压低同类产品售价,这是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的威力所在。

另一方面,中国拥有世界近20%的人口,一个产品一旦占领中国市场,相当于世界市场20%的一种覆盖,在这个意义上,在中国搞销地产也是不可多得的一个机遇。所以,在中国销地产、产地销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合,中国的内循环、双循环,销地产的产品也可以有部分外销,产地销外销的产品也有部分可以内销,所以,销地产和产地销在中国也是可以形成双循环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特斯拉在如今情况下,仍然宣布扩大产能,再投入几十亿进行二期建设。

第二,应对新挑战需要稳中求进,建立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产业链体系。

前面说到的稳,但还不够,稳只是要守住现有的盘子。但真正的守住摊子的是进攻,只有进有所取、进有所成,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我们在一些领域受制于人的境地。为此,要在产业链、供应链等产业组织层面有新的迭代升级,有更高的质量和产业体系,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占据主动,才能进一步发挥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单一市场产地销、销地产的优势,发挥内循环、外循环相互促进的优势。

我们下一步要做五个层次产业链的努力。首先以产业链招商打造产业链集群,要从过去招商引资就项目、论项目的点对点招商模式,向产业链集群招商转变,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节约高效,规模要么不干,一干就是几千亿、上万亿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从这次疫情应对来看,那些产业链相对完整,产业链自成体系的地方恢复起来要比两头在外,高度依赖国际供应链的地方要快要好。这种集群化生产模式降低了从全球采购零部件所带来的风险,在疫情时期更突出了他们的竞争力,这种集群包括上中下游产业链制造业集群,还包括一个集群同类化,比如汽车可以有独特的产业链集群,也可以有通用的产业链集群,可以五六个产业链集群在一起,这样零部件企业就可以既为这家企业的品种服务,又为那个企业品种服务,产生规模效应,所以叫做产业链集群,同类项产业链集群。还有一个是上中下游生产线服务业的产业链集群。如果把这三种产业链集群都集聚起来,这个地方应对各种冲击的影响就会小。

二是进一步自立自强加快补链扩链强链,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产业链中的薄弱环节实现补链扩链强链的计划,实现更高水平的分工,更深层次的整合,集中对相对薄弱的物流保险、工业设计、金融科技、数字经济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大力度补短板,这是补链。或者要利用日益形成的贸易关系将产业链上下游优势企业导入,形成产业链高度集成,这是扩链。还有推动现有优势企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这是强链。推动补链扩链强链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实现更高产业链集群,这种产业链集群在国外需求依旧疲软的时候可以通过努力,营造以当地需求、国内需求为拉动的内循环,保证产业链集群的健康发展。当国际市场复苏的时候,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扩大产业集群规模,发展质量。通过加强区域产业链合作带动全球产业链的大循环,既有助于我们防范和应对类似新冠疫情这种全球断链风险,又因为产业链集群本身形成巨大市场份额,可以有效阻碍未来在某些关键领域被人卡脖子的风险。

三是培育并形成一批既能组织中下游产业链水平分工,又能实现垂直整合的制造业龙头企业,也就是核心代工的龙头企业。中国制造业门类齐全,实际上在全世界形成了一个十分突出的产业能力,即对复杂产品的组装能力,这类高技术复杂产品的组装厂,固然仍停留于微笑曲线的中间,与掌握着三链的跨国公司比,我们所在的中间环节增加值利益不高,但也不要小瞧了这一能力,因为它是成百上千产业链组成的龙头企业,这一能力背后是对产业管理水平供应链组织能力的集成,也是我们不可多得的一大优势。

富士康、英业达、华硕等五大企业,把全球电脑手机80%的产品在做总装,这就是他们的能力,他们到哪个城市布点,哪个城市跟着形成中下游、中上游等几百、上千个产业链集群,在这个意义上讲,龙头代工企业是布局产业链的一个指挥棒。中国目前也开始有了这类企业,比如比亚迪电子、立讯精密都是最近几年新崛起的、重要的,能够在电子制造业领域、各种机械加工领域形成龙头代工总装,对产业链进行布局调度的企业,他们到哪儿,哪个城市的产业链集群就会相对较快形成。

四是要培育中国自己的生态主导型的链主企业,微软公司、google公司、苹果公司都是生态主导型企业的典型例子。以苹果公司为例,它是没有部件制造商,不做硬件的企业,是以知识产权为基础组织全球产业链的特殊商业组织,苹果公司不直接生产苹果手机,凭它拥有的专利商标、版权品牌、产品设计软件、数据库等产前产后的组织管理和经营,全球化的标准,全球苹果手机产业链的标准由它提供,手机供应链的纽带它管控,上千个供应链上企业互相清算结算的价值链、专利支付管理的枢纽由它掌控,它掌控着产业链标准、供应链纽带和价值链枢纽,主导着苹果的生态。当前中国在部分领域也有此类企业产生,我们都要倍加珍惜。

因为掌控三链的企业,看起来不做制造业,只做一些服务业,但是它掌握的生态使得苹果产业链的全球利润的80%长在它手里,而干活的上千个企业其实只分享20%的利益,这一类企业当然站在生态顶端,中国在产业链发展当中不能光是由产地销、销地产的吸引能力,更要有组织产业链布局龙头企业,特别要争取产生对三链控制的企业,在这个意义上,一是要利用中国大市场为这类企业推广应用迭代技术,提供强有力支持,二是要鼓励这类链头企业树立全球视野,根植全球体系,通过搭建国际交流项目合作和市场开拓平台,帮助这类企业在全球开展知识产权、行业标准的布局,三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生态主导型链头企业的共性特征是在底层技术上形成自主的知识产权,要支持这类企业的发展壮大。

五是要谋划布局一批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这是新一类产业变革的制高点,产业链集群化真正的主战场在于一些世界性的具有万亿美元级别的,对中国国内来说就是万亿人民币级别的耐用消费品的产业链集群,事实上全世界每隔二十到三十年就会产生四到五个代表性的耐用消费品,进入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千家万户,成为风靡一时的消费主流,不管在中国、亚洲、欧洲、美国都是如此,比如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等,八九十年代是空调、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新世纪以来二十年,在中国是手机、笔记本电脑、液晶面板电视机、汽车等,这些产品的全球市场规模往往都超过万亿美元,在中国就是万亿人民币,哪个国家、哪个城市能够把这些产业发展起来形成集群,就会在国际竞争中走在前列。

当下,我们不是要着眼于过去二十年已经形成的四、五个产业链集群互相竞争,更重要的是要抓住未来的四大件、五大件,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从符合未来产业变革的方向整机产品入手,打造战略性、全局性产业链,就是这个意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思想。今后二三十年,能够形成万亿美元级别市场的“五大件”,大体上现在已经出现雏形,出现五个方向。一是无人驾驶的新能源汽车,二是家用机器人,三是头戴式AR/VR眼镜或头盔,四是柔性显示,五是3D打印设备,要积极进行前瞻性布局主动出击,围绕这些重点产业形成一批国内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形成一批能够在全球去布局的龙头代工组织企业,特别是能够形成四五个新产业的链头企业。

来源:Economics一克纳米、清华五道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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