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3月27日，八届全国人大投票选举出新一任国家主席。而就在两个月前，彼岸的克林顿正式入主白宫。
克林顿形象俊朗，口才了得，且正值壮年，精力充沛，在西方的人气超高。但他毕竟刚刚入主白宫，资历尚浅，面临限制颇多。
国会方面，大佬弗利从老布什时期就担任众议长，对小年轻的克林顿口服心不服；共和党方面，知道民主党当政后想把战略重心从中东向亚太转移，憋着劲儿想使绊子。
美国虽然赢得了冷战，但在1992年时国家债务已达3000亿美元，经济甚至出现-1.7%的负增长。共和党长达12年的执政，在军工领域挥霍无度，给经济基本面造成极大冲击，物价高涨。
可以说，克林顿面临的是一个经济上的烂摊子。
面对内部的种种压力，高举经济牌的克林顿，亟需外部增量来盘活存量，以便推动新的议程。
彼时的中国，党的十四大也刚闭幕不久，明确了要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而当时，美国领衔的G7正对我们发起严苛的贸易和经济制裁，外部形势不容乐观。
更重要的是，苏东剧变和苏联解体造成了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怎样处理对外关系，尤其是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是领导层面临的最重大命题。
治大国如烹小鲜。必须把握好火候，找到时度效，而不能一厢情愿，或者一点就着。
当时的驻美大使，是李鸿章的从孙李道豫。他从克林顿当政以来各方面的变化判断，美国的对华政策可能转向，并给北京发来了大量的分析报告。
而筹备已久的“汪辜会谈”，于当年4月的新加坡如期举行。
这是1949年以来，隔绝四十年的两岸首次正式接触，而背后的美国民主党，推动这次会谈的顺利完成，也为中美关系的转向发出了信号。
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海皇大厦举行首次会议
但双方关系的回暖哪有这么简单。政策的转向，往往牵涉太多，推行并不容易。
7月23日，美军宣称驶往伊朗的中国“银河”号货船载有用于制造化学武器的违禁品，违反了对伊朗的禁运条例，派遣海军舰船、飞机长时间近距离跟踪，并强行登船检查。
从国际法上讲，一国军队以莫须有的理由截停令一国的商船，已经是侵犯了主权，是最露骨的挑衅和侮辱。
另一边，9月23日的蒙特卡洛，2000年奥运会举办地的角逐进入关键时刻。曾在前三轮投票中居于领先的北京，在最后一轮被悉尼超越，以两票之差饮恨败北。
几年后真相披露。美国在外围施加压力，逼迫承诺支持中国的埃及和保加利亚弃权，又默许澳大利亚对肯尼亚和乌干达的代表贿赂，将选票投给悉尼，截取了这份不光彩的荣耀。
虽然这些也许都不是克林顿方面的授意，更可能是共和党和国会的保守势力在阻挠中美走近，但这些羞辱着实让所有国人都愤怒难当。
面对正迅速降温的中美关系，克林顿接连写了两份亲笔信，托李道豫转交北京，邀请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参加APEC首届非正式领导人峰会。
克林顿当然知道中国的分量，希望借助中国，开展他梦想中的亚洲议程。
而对于我们，这场会面也十分关键。如果能成行，这将是90年代中美领导人之间的首次会面，将极大扭转因外部制裁导致的经济困难，为国内发展引入关键变量，盘活几近陷入停滞的改革进程。
是隐忍还是勃发，取决于目标是什么。
选择面子，当然可以赢得大量支持，一时无忧，但却失去了宝贵的机遇。有些时候，外部条件一旦失去了，就再也没有了。
中国人经历的屈辱不少了，而经验只有一条，那就是落后就要挨打，实力才是王道。保持清醒，发展自己，才是永恒的主题。
93年的冬天，时任领导人踏上了前往西雅图的航班。不久之后，美国便逐渐取消了制裁，中国迎来了又一轮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1993年，中国经济排名全球第十，经济总量只占全球的1.7%；2022年，中国经济坐二望一，经济总量接近全球的20%，已超过美国当年GDP的70%。
盛世之下，回首当年的艰难抉择，感慨更多。
愿这世界如你所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