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记者现在被很多网民口诛笔伐，并且发现她之前在对于防疫、乌市大火后的群体事件上，表现出非常典型的公知言论，对此我感到并不惊讶，而且就我的判断来说她更大可能是属于那种没有什么坏心眼，但由于认知水平所限，非常相信西方那一套白左自由主义的年轻人。她认为自己很有社会责任感，认为自己做得很正确。
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一个三体里面程心式的人物。自认为自己有社会责任感，认为自己代表了正义、代表了大众发声，但是实际上被洗脑得很厉害。
这样的人并不少见，可以说是非常多。在笔者身边就数不胜数。在当前社会舆论中很多站在公权力对立面、经常拿出西方白左自由主义一套话语体系来说事的人，情况都类似。
他们主要是认知所限，把西方那一套不自洽但很好听的、以所谓“自由”“民主”“人权”为代表的白左自由主义话语体系，当做一种基本的正义象征，并且潜移默化地用这套框架来理解社会、认识和评点他们平时看到的社会新闻、社会热点、社会问题。
由于对历史、社会方面知识的缺乏，他们对于相关概念的理解还在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的阶段，认识不到西方鼓吹的这些概念本身是与西方统治集团自己实际所行背道而驰的，也认识不到这些概念本身就是经不起推敲的。
可以说，这种思想潮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会占据我们社会的主流，这样的群体在年轻人中也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大多数，这是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这篇文章我主要想简单分析一下，为什么这样的现象会客观存在，是哪些土壤，使得西方白左自由主义如此容易生长，并俘获人心。
当我们更了解它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担忧它、害怕它，进而可能可以知道如何思想上对一些迷途的年轻人有正确引导，再进一步，从系统上解决这个问题。
我自己就曾经是一个相信西方白左自由主义的人，真正完全转变还是在2018-2019年左右（也就是我真正在国外生活期间）。
事实上，从90年代一直到几年前，信奉所有西方的观念，在社会上是一个很常见且主流的事情，所有在这一段时间内建立对世界认知的中国人，都很难不受到它的影响。尤其是那些渴望求知、想要思考的人，更是会寻找这类书籍文章去了解，所以一般也会较早地喜欢上这些西方的话语。
但如果一个人真的有分析和思考能力，并且不断求知，假以时日终究可以发现这些西方话语中的矛盾与虚伪，最后达成思想的转向。
从我自己来讲，这种转向主要就是通过在西方社会中生活、观察，看西方的媒体，以及不断阅读和研究各类社会科学、历史著作、并结合学到的东西去观察时事热点而慢慢发现的。
所以说这个问题很大一部分还是一个认知问题，如果说认知水平比较低，或者认知材料不足，就会（可能是暂时地）停留在西方这套比较好懂、比较有欺骗性的话语体系里面。
学生是最容易被这一套话语体系所蒙蔽的人群之一，原因很简单，因为学生在整个生活历程中对社会接触得非常少，在十几二十年的人生历程中，基本上是处在成年人的保护下，以及学校的象牙塔里面，不太思考外面的世界。
所以，他们一旦开始接触社会相关的话题，是很难从一开始就理解社会的复杂和矛盾性的。他们倾向于用一种简单化的、非黑即白的二元逻辑去理解复杂的社会，而西方的白左自由主义话语，恰好是提供了一套很容易被理解的二元逻辑。
之所以我用“白左自由主义”这个词，而不用“西方文化”这个词，就是因为现在欧美对外输出的这种快餐式文化产品，其实是已经极度简单化的一套体系，它跟西方文化本身相距甚远，也早已偏离启蒙时代解释这些名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本意。
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讨论社会、制度之类问题的时候，所讲的内容还是相对复杂的（虽然他们也有很大的问题，这是因为西方哲学的一个惯性就是从一个脱离历史现实的假设出发去开发一整套理论），比如说他们谈“自由”，必然会强调自由是相对的，共同体的存在需要限制自由；但这种东西在当今西方输出的文化产品“白左自由主义”里，已经变成了绝对的自由。
说回来，学生群体由于缺少对社会复杂性的理解，所以在白左自由主义给他们提供了一套简单化的解释时，就很容易让他们接受。
同时，因为这套话语体系是西方来的，必然带有显著的西方特征，比如说强调女权、强调LGBTQ、人为把政府和人民默认放在对立面等等。
这套东西的特点就在于，一来听起来似乎是站在弱者一面的，非常容易让年轻人产生参与到社会责任中的感觉；二来天然带有反权威、反传统的倾向，对于一路上被成年人压制过来，终于觉得自己长大了可以有独立思考了的年轻人，非常具有吸引力。
而学生群体恰巧由于对我们社会真正的现实、社会问题并不了解，所以他们会更加热衷于追西方所输出的这一套东西，并以为这是真正的社会问题。相对来讲，你很少会见到学生群体去关注农民工、脱贫、留守儿童、教育公平之类的真正属于我们社会的重要问题，这恰恰说明了学生们对我们社会的缺乏了解。
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怪罪这些学生，因为学生们的认知其实是我们整个社会培养起来的。我们在学生十几年的成长的过程中，没有让他们认识我们的社会，也没有培养他们认识社会所需要的复杂逻辑，才导致了他们可以被西方这种简单的话语体系所吸引。这就要谈到教育的问题。
先说说大学教育。前面说到的这位记者吕梓源，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传媒相关专业毕业的。我们看一下传媒专业大概学习哪些课程：
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传播研究方法、市场营销学、网络传播、网络新闻传播原理与应用、新闻媒体与信息技术、视觉传播、公共信息写作、媒体技术应用与发展、移动通讯技术与发展、宽带技术应用与发展、社会信息化建设等。
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传媒专业所学习的课程主要都是工具性的，主要都是操作层面的，如何写出来一个新闻，之类的。但对于媒体来讲，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底层思维能力就是如何认识社会、如何分析社会的能力。虽然在有些大学的传媒专业会修社会学相关学科，但是它的比重是很低的，它并不足以让一个人有分析社会的能力。
所以这样培养出来的媒体人，只能确保他是一个可以写出合格东西的工具人，却完全不能确保媒体人可以承担起作为一个媒体人的社会使命。
其实说到这里应该可以发现，这根本不是传媒一个专业的问题，而是整个大学教育或者说整个教育的问题。对于认识社会、思考社会的能力，极度地缺乏培养，既然教育提供不了，那么学生在这一方面就是空白；而既然是空白，就只好在教育之外填补，那他们会接受到什么，我们就完全不知道了。从某方面讲，这种空白就是白左自由主义可以盛行的土壤。
而在应当分析社会的社会学科里，这个问题同样糟糕。各个高校的社会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往往是空谈理论、崇拜西方的大本营。这里有很多原因。
一方面，我们知道很多高校老师就是浸淫在西方理论及对西方盲目的崇拜中成长起来的，即使这些老师从来没有在西方真正生活过，也没有看过多少西方媒体和西方网站。
他们对于西方的崇拜来源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局限性，毕竟改革开放刚开始的那二三十年我们与西方的差距如此之大，对人有很大的感性冲击，那个时候的人是无法跳出历史局限性去客观思考的。就像1840年以后很多知识分子的民族自尊被严重伤害到要否定整个中华文化，是类似的历史局限。
问题是，一旦在世界观形成的时候相信了某种观念，后半生就比较难改变了，尤其是对于这些大学里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对自己的思维水平有一种优越感，而且又长期生活在一种脱离社会大众的环境里，对于自己观点的修正就更难改变了，于是就会把这种观念持续地传递给他们的学生们。
笔者自己就是国内某一流高校社会学系毕业，对此深有体会。
另一方面，我们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整个知识体系也是来源于西方的，所以在面对西方的话语体系时，很多地方都可以无缝衔接。这进一步给了西方思想被我们很多人不假思索接受的机会。因为虽然西方的体系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漏洞，但我们一直以来就是以这套范式做教育的。
举个例子，西方数理经济学体系，其实是一个极其糟糕，极其脱离现实的体系。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远远比西方数理经济学体系科学，但我们哪个大学的经济学专业不是从西方经典的微观经济学教起的？又有几个大学会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这种体系的问题，就必然导致学习了相关专业，或者其他专业学习了相关课程的人，把西方数理经济学当做了他们理解经济学的基石，那么在之后去接受明显漏洞百出的新自由主义对世界的解释就变得非常容易了。
还有一个可能少有人注意到的原因，那就是整个社会科学门类的培养方法中，都存在着极度缺乏实践的问题。这一点在国内和西方同样存在，只不过西方喜欢自己玩弄自己的话语体系，这与我们无关，但国内这样的问题却值得我们注意。
对于理工科的学生，在大学学习中往往少不了各种实验和实操，但社会科学的学生却很少有实操，绝大多数认知都是在理论中培养的，因此最后与社会脱节严重也就基本是一种必然。
相对来讲，如果一个社会科学的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更多田野调查的机会，可以深入社会接触到更多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人群，那么他们对于社会的认知水平就有更大可能性获得提升。但对学生的培养有这样要求和规划的高校，还是比较少的，总体上提供的这方面培养是远远不足的。
毕竟很多高校的老师自己也不去从事这类工作，而是整天在书斋里沉醉于西方的理论，沉醉于各种模型和假说。虽然学生在学年里都安排有社会实践，但大多流于形式。
总结来讲，就是我们大学的社会科学，缺少对社会的实际观察和测量。最终导致社会科学的学生，也并没有学到如何了解社会。
说完大学教育也必须说到基础教育。
社会上关于基础教育的讨论一直很多，从早年一边倒地批评应试教育，到后来逐渐有了支持应试教育的声音，认为正是我们现在的应试教育使得我们国家有强大的理工基础，才支持了我们这些年的现代化发展。
关于教育值得讨论的点很多，尤其是我在研究过国外教育，破解了一些我们之前国内流传很广的关于国外所谓素质教育的谣传之后，可讨论的东西更多，这个留待以后讨论。但与本文主题相关的一个基础教育问题是值得拿出来讨论的，那就是我们的基础教育普遍重学习结果而轻学习过程。
重学习结果轻学习过程，就会导致很多应该在学习过程中得到的思维训练，可能是得不到的。当很多学生以纯应试的方式走完基础教育流程后，我们预期他们应该通过基础教育获得的思维训练并没有得到，因而他们的思维能力是缺失的。
举个很小的例子，我记得我在高中上生物课的时候，课本里有一个酿葡萄酒的方法介绍，但我是当时全班唯一一个回家去真的动手酿了葡萄酒的学生。确实这样的事情并不能转化成考试分数，但是整个过程对学生的动手能力、思考能力培养都是有帮助的。
当数学、物理更多通过做题套路去解决的时候，培养逻辑思维能力的目的就可能会达不到；
历史、政治主要通过背书来解决的时候，那么历史背后的因果关系、制度背后的哲学理念就会被忽略；
语文缺乏课内外对不同种类文体的阅读，就会出现高考作文华丽辞藻堆砌可以拿高分、却不能够形成完整逻辑表达的现象。
基础教育的问题就导致当很多学生离开基础教育，进入高等教育的时候，并没有形成基础教育所希望达到的很多基本思维能力的培养，甚至没有养成主动学习（比如说主动读书、以及接收到信息以后用正确的方式去鉴别和思考）的习惯。最终这就会反馈到我们前面所说的思考和分析能力缺乏的问题上。
当然，我们国家本身的基础教育设计上是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且也在做各种各样的设计进行转型的，只不过现在还有很多资源上、现实上的困难。我不是为了批评什么，仍然还是针对本文主题来分析原因，因为分析清楚以后更容易探索解决方法。
除了以上分析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点就是，我们的学生似乎比较缺少社会科学方面的阅读。
首先在基础教育阶段，大多数推荐阅读都仅仅是推荐，不作要求；而到了大学，其实我们学生在阅读量上的要求也是要远远低于国外的，如果读者有在西方留学过的，应该知道西方大学恐怖的阅读量。
而我们基础教育阶段，由于语文扮演了阅读训练的这个角色，所以你会发现“推荐阅读”这一件事主要就是语文这个学科在推荐，而历史、政治、地理基本不会重视“推荐阅读”这件事。
这带来的部分结果就是，我们学生对于社会科学类的阅读，是非常不足的，要远远少于文学类。
2020年亚马逊做过一个我国高校阅读排行榜，我在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下其中的一些信息：（来源：https://36kr.com/p/1675337315032841）
不知道大家看了上面的书单作何感受，我反正多年前第一次看到当时类似书单的时候是有些担忧的，我不知道这样出来的高校人才如何形成复杂思维能力，如何解决社会问题。
相比之下，我们对比一下美国高校的阅读排行榜：（来源：Google）
由于懒得翻译了，我在国内网站找了一下关于美国高校的阅读排行榜，基本上跟上面重合度还是比较高的：（来源：https://www.163.com/dy/article/GTTFQ4ML0516CKQ8.html）
1.《理想国》柏拉图
2.《利维坦》霍布斯
3.《君主论》尼可罗.马基亚维利
4.《文明的冲突》塞缪尔.亨廷顿
5.《风格的要素》威廉.斯特伦克
6.《伦理学》亚里士多德
7.《科学革命的结构》托马斯.库恩
8.《论美国的民主》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
9.《共产党宣言》马克思
10.《政治学》亚里士多德
这样一比较我们就能明显看到差距所在了，某种角度来讲这是一个挺严重的问题。美国的精英早已阅读大量社会科学著作开始做相关的思维训练了，我们应该是“精英”、肩负着跟美国同龄人竞争使命的那批人还在沉迷于文学，而非常缺少社会科学的训练，因此一旦接触到这个领域，很容易被西方人玩得一愣一愣的。
而且文学有一个问题就是，作家写得好跟作家对于这个社会有正确的认知是两码事。
一个作家他对社会的认知完全可以是极度缺乏的，却能够写出非常好读的书；而且某方面来说这也是有相关性的，文学中的表达很多时候是建立在一种理想主义的好恶之上的，这也是为什么现实题材的文学总是充满了批判，因为文学创作者可以只动嘴皮子，而不去解决现实问题。而现实问题总是复杂的，往往不是一个文学创作者可以理解的。
而过于相信文学创作者，又缺乏对社会科学的阅读和社会的实地观察，就会最终建立起一套空中楼阁的世界观、社会观，进而陷入到对于社会现象的一种二元价值判断中。
今天说了这么多，主要就是分析了一下为什么白左自由主义如此容易俘获人心。关于问题怎么解决，以及上面每一个话题的具体展开，以后有机会再继续写。
